東南亞移民工

《新二代留聲機》:聽見新南向主旋律外的聲音

本被視為「低素質」的「新台灣之子」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東南亞語文優勢的「新二代」,如果法令政策能更友善點,如果修法進度能更快一點,是否就不會對許多婚姻移民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傷害? 本被視為「低素質」的「新台灣之子」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東南亞語文優勢的「新二代」,如果法令政策能更友善點,如果修法進度能更快一點,是否就不會對許多婚姻移民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傷害?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原來你也是新二代啊!」

幾年前和一位新移民姊妹聊起我的父親來自湖南,母親來自苗栗客家的家庭故事,她開玩笑的說:「原來你和我們的小孩一樣,也是新二代啊!只是你是第一代的新二代!」

與這群新移民姊妹們相處20多年,看著她們的孩子從可愛又調皮的模樣,一個個長成貼心又有想法的青/少年,雖有彷如家人的關係,卻直至此刻,我才驚覺自己和這群孩子的生命竟是如此類同:因為政治/策,我從小無法和多數同儕般能同時享有父母雙方的家族親情和文化滋養,被迫成為父親原生家庭的陌生人;在台灣意識日益高漲的社會氛圍中,我永遠無法成為「正港」的台灣人;開放大陸探親後,面對父母間因認知和感受差異而起的種種爭執(例如對父親而言是40年後才能返鄉,藉以彌補內心遺憾的經濟支援,對母親來說卻是不顧家庭生計的非理性行為),我也被迫成了夾心餅乾……。

兩年前和幾位母親來自東南亞的「新二代」聚會,這群20歲出頭的年輕人熱切的分享著彼此的生命經驗,其中一位提到兒時因為爸爸老得像爺爺而不喜歡爸爸到學校看她,原來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樣是1949年來台所謂的「老兵」。老爸當年幸運的能在尚年輕時就獲得批准結婚,而他的許多同袍都因當年對士兵的「禁婚令」而非常晚婚,如同這位年輕人的父親。

聽了她的分享,我發現新大陸似的笑稱:「那我們是同輩耶!」她哈哈大笑轉身對其他的「新二代」說:「那你們都要叫我阿姨!」突然間,我和他們的距離又更拉近了一代,從長輩變成同輩;原來,我只是「比較老」的新二代,而不是「第一代」的新二代。

從低素質「新台灣之子」到優勢「新二代」

和這群「新二代」的聚會,源於我們對於近年來「新二代熱」或「東南亞熱」的不安。對於關注婚姻移民議題20多年的我而言,新南向政策推波助瀾下的「新二代熱」背後隱藏了太多的荒謬,因為這一群如今被高舉為「新南向尖兵」、「新南向種子」,具有東南亞語文優勢的「新二代」,在他們小時候曾被標籤為「發展遲緩」的「新台灣之子」,他們的母親,曾被視為「人口素質」低劣的「外籍新娘」。

事實上,台灣政府面對自1990年代初期興起的婚姻移民現象,一開始是採取漠視態度,直至2002年後才迅速轉變為積極介入,開始想方設法的要「提升外籍新娘人口素質」,而這個轉變最大的關鍵,是所謂的「新台灣之子」論述。「新台灣之子」一詞始於2003年《天下雜誌》第271期的專題報導,探討大量的「外籍新娘」及其子女對台灣各方面將造成的衝擊。此專題獲得極大的關注,而「新台灣之子」也迅速成為媒體、一般大眾,甚至政府單位,用以指稱「外籍新娘」子女的代名詞。

「新台灣之子」一詞的出現,是在台灣社會對「外籍新娘」子女的「人口素質」問題最感焦慮的時刻。2002年教育部接連公佈幾項統計,顯示外籍配偶子女人數已達不可忽視的地步,同時媒體充斥各種「外籍新娘子女發展遲緩」的報導,而這些報導完全缺乏紮實的科學研究依據。

然而,由於教育單位十分擔憂這群孩子將導致台灣未來「人口素質」的降低,紛紛在缺乏紮實的實證研究的情況下提出提高其素質的方案,例如不論學業成績高低,只因「新台灣之子」的身份便成為課後輔導的對象。這些隨著媒體炒作而缺乏紮實研究依據的各種「提高新台灣之子素質」方案,結果是將外籍配偶子女標籤化,並更加強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女性及其家庭的污名化。

自2005年「外配基金」正式成立後,初期基金運用以「照顧輔導外籍配偶」為主,自2012年底移民署開啟「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後,「外配基金」的大多資源便投注於此,舉辦各種與新住民子女、東南亞語言文化學習為主軸的活動,快速的取代了對外籍配偶的「照顧」、「輔導」工作,而「新二代」(新住民二代)一詞也漸取代了「新台灣之子」。

媒體報導和官方的宣傳開始大談「新二代」具備東南亞語文優勢,過去不斷被建構為「人口素質低」、「不會教小孩」的東南亞女性配偶突然間被鼓勵,甚至被要求教子女東南亞語言文化,以讓他們成為台商或跨國公司在東南亞的最佳助手,成為台灣「布局東南亞的尖兵」。諸如〈母語當跳板 鄭堯天不到30歲年薪百萬〉吸睛的標題也出現在各大媒體,因為熟悉母親的語言而得到台商在印尼分公司高薪工作的鄭堯天,成為政府推動新住民子女成為「南向尖兵」的「成功故事」。2016年蔡英文總統宣佈的「新南向政策」更為「東南亞熱」加上柴火,「新二代」則被期待成為「新南向種子」。

不當政策造成骨肉分離悲劇

在上述「新南向政策」的脈絡下,我們清楚地看到,原本被視為「低素質」的「新台灣之子」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東南亞語文優勢的「新二代」,也就是原本被視為台灣「負擔」的東南亞語言和文化,如今被視為「資產」。

荒謬的是,2002年被教育部擔憂「人口素質」的國小入學生,2016年當他們20歲成年時,卻突然被視為人才、「新南向種子」。然而,當他們仍是孩子時,母親的語言和文化被視為會「教壞孩子」而不被鼓勵甚至禁止學習,如今如何能期待已成年的他們能立即成為打通台灣和東南亞市場「任督二脈」的人才呢?也難怪身經此荒謬轉折,來自印尼的新移民姊妹如此描述她的感受:「過去被批評的時候很委屈,現在被重視反而覺得好假喔!不真實!」

真實的情況是,在20年前因為假設「外籍新娘」人口素質低劣而訂定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對許多婚姻移民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傷害。兩年前幾位新二代以「新二代復仇者聯盟」之名在台灣各地舉辦聚會,分享新二代的成長經驗和對相關議題的看法,我受邀以「新二代的前世今生」為題,分享了與婚姻移民相關的各種法令政策的變化。結束後,一位大學生私下跟我說:「我想我可能誤會媽媽了。」

原來,兒時母親就返回母國,她一直無法諒解母親拋棄她和弟弟,因此從不願接聽母親打來的越洋電話。「我媽媽可能跟老師說的一樣,因為沒有身份證,離了婚後就被遣返……」看著她在眼眶打轉的淚水,我按捺內心的激動,故作鎮定的安慰她:「沒有關係啊,你現在知道了,就可以和媽媽和解,跟她說你現在知道她為什麼不能留在身邊照顧你了。」她停頓良久,顫抖的低聲回應:「但我找不到媽媽了。」原來媽媽在多年嘗試與子女通話失敗後,終於放棄聯繫,而她並不知媽媽身在何處。

紅著眼睛分享心情的她吞下眼涙,堅強的告訴我:「我不想再哭了!」其實,真正想大哭的是我。10多年前,我和移盟伙伴們費盡心力推動移民法修訂,雖然我們的訴求並未完全達成,但終於在2007年修法通過,使得因為家庭暴力離婚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婚姻移民能繼續居留台灣;我們努力不懈、大聲疾呼的目的,正是希望能避免不當的移民法規,造成婚姻移民骨肉分離的悲劇。然而,在修法之前,不知已有多少婚姻移民被迫離開子女,又有多少新二代帶著對母親的怨懟成長,甚至不知如何能與母親和解?

我不禁想著,如果法令政策能更友善點,如果修法進度能更快一點,眼前這個受傷的大學生,是否就不會在心裡留下難以撫平的傷痛?究竟還有多少新二代是不當政策的受害者,卻投訴無門呢?

新二代和新移民也要轉型正義!

傷害已然造成,我們無法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進而創造歷史。過去的諸多不當法令政策,多源於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偏見和歧視,這些歷史如果被目前種種東南亞熱看似華麗的多元文化修辭所掩蓋,我們將喪失了從歷史中反省而得到智慧和成長的機會。

許多人誇讚台灣社會對新移民的政策非常友善。曾有數位媒體記者要我評論移民相關政策過去20、30年的改變,我質問:「現在不是流行談轉型正義嗎?那麼,新二代和新移民的轉型正義在哪裡?」然而,我的提問未獲編輯台的青睞,或許這樣的質問,在現今絢麗的多元文化風潮下顯得太過刺眼。

於是,我們開設《新二代留聲機》專欄,記錄和發出新二代的聲音,這樣的聲音,或許因為與歌舞昇平的社會主旋律不同調而刺耳,但我們仍要持續不斷的訴說,不斷的提問,因為我們不願放棄任何一個從歷史學習,進而創造歷史的機會。期待透過看見差異、聽見異議,我們能在看似對立的表象之外看見更多生命的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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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
湖南苗栗混血。投入新移民議題20餘年後被新移民姊妹笑稱「第一代的新二代」。曾任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現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劉千萍
講台語有鹿港腔,講越語還沒有胡志明市腔,自高中參與公共議題的台越新二代。曾任108課綱課審大會委員,新二代復仇者聯盟聚會發起人之一。
鄒佳晶
台菲新二代,曾經主持廣播節目也和媽媽一起經營菲律賓餐廳,希望讓大家從不同視角看待多元文化。現職努力寫論文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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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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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語有鹿港腔,講越語還沒有胡志明市腔,自高中參與公共議題的台越新二代。曾任108課綱課審大會委員,新二代復仇者聯盟聚會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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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菲新二代,曾經主持廣播節目也和媽媽一起經營菲律賓餐廳,希望讓大家從不同視角看待多元文化。現職努力寫論文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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