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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灣是一個擁抱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可以用稀鬆平常的語氣,告訴大家我媽是廣東裔的柬埔寨人。我會在出生之後就打上耳洞,戴上媽媽精心為我挑選的耳環。在家裡跟外面,我會和媽媽用流利的廣東話和柬埔寨語交談,而大家的反應就會像聽見街邊的阿伯阿嬤說台語一樣自然。我不用在聽見「那些都是來騙錢的外籍新娘」和「死外勞搶我們工作還逃跑」的批評時,靜靜地不敢說話,心裡卻擔心著什麼時候會輪到我?什麼時候會輪到我也被完全不了解我的人,用他們自己訂出來的標準,無情的評判?

台灣不是一個對移民友善的地方。以前,我不敢說我是新二代,因為從小到大我聽過不知道幾次「那些嫁過來的『外籍新娘』[1]都是為了錢來的。也不好好留在家裡做家事,整天只想跑出去賺錢然後把錢通通寄回家,也不顧台灣這邊的死活。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如果我說我是新二代,會有人認為,我有一個把婚姻當成交易、且沒有家庭責任感的媽,而我就只是這場交易的一個副產品。

對,我媽會想著要寄錢給柬埔寨的家。在金邊她還剩一個在兒時戰亂中相依為命的大哥。我覺得她寄錢給考扶(粵語「舅父」)家合情合理。還有,我也不是一場金錢交易的副產品。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之所以被許多人選擇,是因為能帶來某些好處。比如獲得人們對已婚者的信任感,同時迴避掉不婚者可能遭受到的歧視;伴侶發生重大意外時的醫院探視權和簽署相關文件的權利;離婚時的財產保障;甚至還有能「正當地」生養孩子的權利……。如果說只有建築在「純粹的愛」上的婚姻才是高尚的,而外籍配偶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婚姻是可恥的,那麼,那些為了得到結婚種種好處的婚姻,為了逃避不婚壓力和為了性而進入的婚姻,不都也成為了不高尚的婚姻嗎?

再說,我媽媽並不只是為了經濟因素而結婚。20多歲的她受夠了政府的貪腐和無能,覺得繼續生活在那塊傷心地是沒有希望的。她的家庭對於婚姻的觀念比較傳統,認為不一定要先相愛才能結婚,只要對方信實可靠,做人踏實,或許就能一起生活。再加上當時的她有著晚婚的危機,於是她去了國際婚姻介紹所,經過了幾個相親,她選中了我爸:「我那時候是看你阿嬤跟姑姑都陪你爸去,覺得比較值得信任,才敢答應的。」

是的,我媽的婚姻不符合社會主流對婚姻的浪漫想像,但這並不代表,不了解她故事的人就有評斷我們存在好壞的資格。我不是一個「不是好東西的女人」的孩子,而是她心愛的女兒。她在懷孕時去廟裡求神說希望懷的是女兒,還願的時候她還真的吃了一年初一十五的素。是她說:「我每天早上上班是賺來買菜的,下午是付帳單的,晚上加班3小時是給劉育瑄唸書的。」我的媽媽她,是這樣一個努力生活的人。

我還害怕我自己身體裡流著的血。因為那不但抹殺我在成功背後所付出的努力,還讓我的失敗顯得好像是注定。上小學前,我媽對我說:「妹妹,你要認真,不然人家會說,難怪,她是柬埔寨的的女兒,爸爸還有殘障手冊。」(父親在年輕時發生過車禍,小腦受傷,導致身體平衡功能受損。)所以小時候的我很努力,因為我不想讓爸媽背上「養壞了一個台灣人小孩」的罪名。現在,我靠自己的努力學好了英文、拿了獎學金去美國讀大學,並自學廣東話到可以大致理解電影的程度時,人們卻說:「原本就是這樣啊,混血的都比較聰明。」以我的血緣為標準來評斷一個人,除了會讓我和其他的新二代對自己的存在感到困惑及恐懼,是沒有其他意義的。 

最後我想說,我不只因為自己是一個新二代而感覺害怕,同時也因身為一個台灣人而恐懼。當我們對自己不了解的人事物妄下評斷的時候,會造成傷害,而這個傷害可能沒有底線。你怎麼能知道戴耳環的小女孩是壞孩子,而不是因為她媽媽文化的傳統穿了耳洞呢?你怎麼能知道一個坐在路邊衣衫襤褸的人是「手腳好好不去找頭路」,而不是他真的有他的苦衷而無法過上安穩舒適的生活?我們又怎麼能知道,除了新二代之外,還有多少人在我們的身旁害怕?

有種族歧視的人,也很可能會歧視女性、LGBT,更有可能同時歧視窮人和有精神疾病的人。因為這些的歧視有個共同的根源──將與自己不同的人事物貼上標籤,然後予以貶低。對社會而言,婚姻只有建立在愛上才是對的,但對於我爸媽而言,婚姻是找一個誠信的人一起生活,然後培養出家人之間的感情。不要再恣意評價與自己不同和自己不熟悉的人事物了。生活在這樣子的社會,難道我們不害怕嗎?

(作者為擁有華裔柬埔寨母親的台灣囝仔)

     

[1] 外籍新娘已成為一個貶抑的稱呼,應稱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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