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富比世訪問中，出現許多進行「福祉生意」（福祉ビジネス）的實業家。
當選眾議院議員的大空幸星先生，也是成立青少年自殺防治團體的創業者，他在接受雜誌訪談時表示：「很明顯地，現在國家稅收不足以支撐現代課題，必須靠民間力量展開社會安全網。」
在介護領域，以從事「重症訪問介護事業」的株式會社土屋代表高濱敏之先生為首，將介護企業的職員薪資提升至年收1,000萬日幣。就讀慶應大學哲學系、美學美術史專攻的高濱先生，畢業後即投入介護福祉社會運動，從認知症團體家屋的基層照服員做起，而後擔任日照中心管理者、協助成立新創介護機構。2020年成立株式會社土屋，馬上受到眾人矚目。他出版《異端的福祉》一書，明示為了改變從事社福產業的清貧印象，必須用管理技巧讓工作效率化、將獲得的盈額分配給職員、提高薪資，讓更多人願意投入介護工作、同時提升照護品質。
日本福祉制度的歷史
日本開始有「福祉生意」的概念，也是近期的事。戰後的福祉制度是以「保障生存權」為目的，接連設置《生活保護法》、《兒童福祉法》和《身體障礙者福祉法》。因為時代背景，此時的社會福祉事業多是為了戰後孤兒、傷殘士兵及貧窮人民所設的機構。
進入1950年代後，加入《認知障礙者福祉法》、《老人福祉法》和《寡婦母子福祉法》，成為現今所說的「福祉六法」。1951年成立《社會福祉事業法》，創設「社會福祉法人制度」，成為現今社會福祉的基盤。
1963年制定的《老人福祉法》中，設置有養護老人之家、特別養護老人之家和輕費老人之家3種住宿型機構；以及老人日照中心、老人短期入所設施和老人家庭奉任員（居訪照服員）3種以老人在家接受照顧為主的服務制度，構築起高齡者的介護基盤。
從措置制度到契約制度
在戰後50年間，日本福祉事業使用「措置制度」，是公家單位對弱勢民眾進行資產、生活調查，滿足審核條件後分配到指定的福祉機構，服務費用則由國家支付。可說是對經濟、生活弱勢者進行的救助。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問題開始浮現。像是使用者沒有自主選擇權、提供的服務以最低水準為基礎、不尊重使用者的需求，機構難以獲利也讓服務品質無法提升。
這種缺乏經營意識的做法，被稱為「護送船團方式」，也就是配合速度最慢的船，以確保所有船隻能同時前進。放在當時，就是配合經營能力最弱的機構，確保福祉機構能夠存續。
泡沫經濟破裂後，1998年進行了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提倡「小政府」觀念，將「民間能做的，就讓民間做」的理念實施在福祉事業上。因此，原本的「措置制度」改變為「契約制度」，讓接受服務者與提供服務者變成是平等的關係。
以國家公費補助方式為例，措置制度是支付業者委託費用，契約制度則以補助使用者費用為主，由業者代為收取。隨著制度主旨的轉換，也開放民間企業提供福祉服務，利用市場原理提高服務品質，並進行評鑑、使資訊透明，脫離護送船團式的經營。
民間企業與公家團體分工合作展開福祉網
日本的福祉服務分為「社會福祉事業」、「公益事業」和「收益事業」，其中「社會福祉事業」又分為「第一種社會福祉事業」和「第二種社會福祉事業」。第一種社會福祉事業僅限於地方公共團體與社會福祉法人經營，以長照領域而言，養護老人之家、特別養護老人之家和輕費老人之家皆屬於此。這些服務是國家為了保障生存權而成立，因此也沿用措置制度的審查模式，讓受到虐待、經濟狀態不佳、沒有適合居所的長輩優先入住。
第二種社會福祉事業在導入介護保險制度與《障礙者綜合支援法》後，一般社團法人、NPO法人、生協、農協、株式會社等民間團體皆能經營。在長照產業而言，多數開設日照中心、居家訪問等在宅服務，從「協助長輩在家照護」出發，不像住宿型機構倒閉時，會直接影響使用者的生存權利。但相對的，日照中心、居家訪問沒有影響基本權的壓力，經營不善下，也容易傳出廢業的消息。另外屬於社區型介護、有數量限制的認知症團體家屋、小規模日照中心，若無市區町村的募集公告，民間企業則無法開設。
日本的福祉介護，是種「制度生意」
無論是哪種類型，福祉服務的收益多來自公家經費，因此又稱為「制度生意」（制度ビジネス）。雖然比其他產業收入安定，但也附帶許多限制和規範。例如介護服務的費用是由國家規定，就算提供良質服務，也無法申請更多經費。
舉例來說，老人之家的人員配置是3位長輩對1位照服員，但如果提供2位長輩對1位照服員的機構，雖然服務更周到，卻是無法向使用者或國家申請更多費用的。另一方面，如果將業務效率化，能讓1位照服員有能力照顧4位長輩，反而會違反國家規定而受到懲戒。國家強制規定人員配置，起於維持服務品質的好意，不料卻成為工作效率化的障礙。
現今，政府開出的服務價格與現場照護品質的利弊，在民間介護產業聯盟與政府間持續對話，討論結果會呈現在三年一改的「介護報酬改定」法令之中。
介護屬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加上有國家的定員基準，無法簡單像製造業、便利商店等產業進行科技輔助，以減少人力負擔。直到幾年前介護保險推出照護科技化，滿足條件下能減少人力配置、並給予補助金，介護機構才積極將科技導入現場服務。由此可見，作為最大客戶的政府，提出的政策會直接影響現場服務型態。日本的福祉民營化，也非全權交給民間，而是透過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共同合作，展開社會保護網。
雖說付錢的是政府，別忘了政府的經費來自民間稅收，因此民眾扮演「監督」機構的角色。如果福祉企業失信於民，很難再重振江山。最著名的例子就屬於株式會社COMSN不正當向國家請求介護保險費用，影響人數超過9萬人，而後遭到日醫學館買下的事件。COMSN創立於1988年，1992年即成為「夜間巡迴介護事業」模範，提供訪問按摩、訪問看護、訪問齒科、訪問入浴和介護計程車等一系列服務，是居家照護服務中的指標。儘管事業壯大，但介護產業與民眾密切相關，失信於社會，必然一蹶不振。
將近江商人「三方皆好」的經營哲學，應用在福祉產業
福祉業界因其特殊性，需要遵守國家法令、依據手冊來營運。然而為了趕上時代變化、服務升級，經營者必須有經營視點，設立企業目標、用創意手段擊破現存問題。近江商人經營哲學中提倡「三方皆好」（三方良し），也就是企業和職員作為「賣方」、高齡者與其家屬作為「買方」、再加上國家與制度所組成的「社會」，三者皆好的概念，能夠毫無違和感的應用在福祉產業上。
經濟活動定義為「活用土地、勞動與資本，提供服務以獲得財富」的活動。福祉如果一味花費國家稅金、要求民眾捐獻，在經濟成長停滯的時代，反而會讓人對弱勢族群產生敵意。日本也有認為障礙者、高齡者是浪費國家資源的極端派，我之前所在的長照企業，每個月都會收到地區行政單位要我們注意炸彈、不明物的郵件。貌似真有這樣的組織，不定期向政府單位寄黑函，攻擊福祉機構。
但福祉也是經濟活動的一環。如果福祉產業沒有獲利，屋頂漏水沒錢修、無法支付職員薪資，有心選擇福祉業界的年輕人在20幾歲時就預測自己即將清貧一生，就算努力也無法給自己孩子好生活。作為一個正常產業，不該讓提供服務者對自己的人生感到絕望。
日本福祉產業發展至今，並非一朝一夕，其中不僅需要政府與企業合作，而且每個民眾都是使用者、也是監督者。高齡化率逐年升高，不該認為長照僅是高齡者和醫護人員的事。長照的未來，與我們所有人都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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