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第 844 期以「公務員崩潰中」為封面故事，描繪今日公務體系新人快速離職、資深人員勉力支撐的困境。這不只是一場人力危機，也不是單純以加薪、擴大招考或改善辦公環境便能解決的問題。真正動搖公務體系的，是文官逐漸失去專業尊嚴、制度信任與公共工作的意義感。當最了解政策如何運作的人不再相信專業能夠影響決策，也不再相信制度會保護依法辦事者，國家治理的基礎便已開始鬆動。
當政治凌駕專業，公務體系如何一步步失去治理能力？
我曾任職於地方政府，參與都市規劃、建築管理與住宅政策相關工作。當年進入公務體系，並非因為期待一份安穩的工作，而是相信這些領域可以透過公共制度改善人們的生活，讓專業知識不只停留在圖紙、報告或學術討論之中。
一開始我在公部門認識非常多令人敬佩的長官，他們有豐沛的知識涵養與執行經驗，對城市的願景充滿真知灼見；也曾見到首長在政治算計與城市長遠利益的抉擇之間，願意站在對的一邊。但隨著時間推移，我逐漸看見另一個世界：許多政務官並不真正尊重技術官僚，也未必願意投入時間理解政策的形成脈絡。都市與住宅政策原本涉及土地制度、人口結構、財務機制與長期維運，必須經過調查、研究與反覆修正；但在政治節奏下，政策往往被壓縮成短期可見的數字與下一次選舉可以宣傳的政績。
技術官員被要求提供專業意見，卻不必然擁有讓專業進入決策的空間。研究可能只是替已經決定的政策補寫理由，風險提醒甚至可能被視為不配合。當政治人物只想知道政策能否立即宣布，而不願理解其制度成本與長期後果，技術官僚便從公共決策的專業支柱，退化為替政治決定背書與收拾殘局的人。
更令人寒心的是政黨輪替之後的「昨是今非」。同一機關依既有法令與行政慣例執行的例行業務，可能因執政者更替而被重新詮釋，甚至遭到清查或調查。原本奉命依法執行的承辦人員，突然必須為過去的政策選擇承擔質疑；然而當調查無法證明有所謂弊端，政治人物通常不會公開還給文官清白，而是假裝一切不曾發生，繼續要求同一批技術人員支撐新的政策。
這種作法向整個公務體系傳遞了一個清楚訊息：政治決定可以隨時改寫，責任卻可能向下轉嫁。久而久之，最理性的生存策略便不再是積極任事，而是少做少錯、層層簽核、留下紀錄，避免成為下一個被犧牲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行政改革經常增加更多表格與管考，卻未必提升治理能力──當制度不再建立在互信之上，行政程序就會轉化為自我保護的工具。
社群媒體如何侵蝕公共治理？
問題的另一端，是尚未成熟的市民社會與社群媒體政治。今天的公共討論愈來愈被情緒、標籤和演算法支配。任何人都可以截取片段資訊對承辦機關發動攻擊，錯誤指控，即使事後澄清，散播者也幾乎不必承擔責任。更危險的是，部分首長已習慣依社群聲量判斷政策，按讚數與短期民調取代紮實調查與專業溝通。民主於是逐漸從公共審議退化為情緒競價：誰罵得更大聲，誰就彷彿更接近民意。
人民當然有權監督政府，但民主權利不能被理解為無限度羞辱第一線人員的權利。公務員被要求承受人民所有的情緒，卻缺乏足以維護專業判斷與人格尊嚴的制度支持。這不是成熟的公民監督，而是一種把國家當作全天候服務平台、把文官當作情緒出口的巨嬰式民主。
年金改革尤其是制度信任崩解的重要轉折。人口老化與財務結構變化，使年金制度確實有改革必要；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改革，而在於改革如何被論述。當改革建立在對特定職業群體的集體污名上，把複雜的制度歷史簡化成「既得利益者掠奪年輕世代」，政府便是在用摧毀文官尊嚴的方式處理財務問題。許多公務人員是在國家所提出的薪資與退休條件下做出人生選擇，制度當然可以調整，但政府有責任誠實說明財務問題，並以可預期、合比例及具過渡正義的方式改革。
因此，今天公務體系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不能只歸因於年輕世代抗壓性不足。當工作責任日益增加、薪資缺乏競爭力、政治與法律風險不斷提高，專業意見又得不到尊重，理性的人自然會選擇離開。尤其建築、工程、資訊、法律與都市規劃等專業人才，在民間市場擁有其他選擇。政府若只訴諸使命感，卻不願提供合理待遇與制度保障，所消耗的正是少數仍懷抱公共理想者的熱情。
如果優秀年輕人都不願當公務員，我們該問的是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離開公務體系之後，我進入學術與專業領域，持續參與都市計畫、住宅政策等公共事務，並未因此否定公共體系的重要性。相反地，正因曾經身在其中，更清楚一個社會不可能只依靠政治人物或社群意見治理。國家需要具有制度記憶與公共倫理的文官，也需要讓文官有勇氣向首長說明哪些風險不能被選舉時程掩蓋。
重建公務體系，首先要重新確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責任界線：政務官可以決定政策方向，但不能把政治選擇產生的責任轉嫁給技術官員；文官依法令執行業務，不應因政黨輪替而遭選擇性清算。涉及調查時，政府應建立程序保障與事後澄清機制，不能讓基層人員獨自面對輿論壓力。
其次，重大政策必須恢復以研究為基礎的決策文化。政策影響評估、長期財務分析不應只是形式文件，首長也不能只以社群聲量判斷民意。最後，政府必須正視待遇、職涯與尊嚴三者彼此相連，加薪固然必要，卻不足以單獨修補制度。若文官仍被當成政治風險的承擔者與社群情緒的出氣筒，再多招考名額也留不住真正有能力的人。
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不只表現在有多少耀眼的政策口號，更表現在是否有人願意花 10 年、20 年累積制度知識，並相信自己的專業會受到尊重。當新人逃跑、舊人苦撐，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一批公務員，而是國家面對高齡化、住宅危機、氣候變遷與城鄉轉型時最重要的治理能力。
如果有一天，最優秀、最有理想的年輕人都不再願意進入公務體系，我們不該反問他們為何不肯奉獻，而應該先問：我們究竟把公共服務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作者為建築師、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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