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慈善家瑞特沙爵士（Sir Anthony Ritossa）分別在美國、歐洲及中東的大城市舉辦慈善機構投資峰會[1] 。他說，這類閉門會議，營造了暢所欲言的機會，議題經常圍繞著永續與責任，而影響力投資的討論熱度總是獨佔鰲頭。
瑞特沙爵士的觀察並非特例。美國慈善界的情況亦是如此。福特基金會逐步增加影響力投資的份額，至今已達10多億美元，主要投資在可負擔住宅及普惠金融。去年疫情中，又發行了一檔10億美元的社會債券，是非營利組織中的創舉。
做早餐麥片起家的家樂氏（Kellogg）家族在影響力投資裡的份額，大約是1.5億美元，主要在幫助兒童健康、營養及早期教育，包括「革命食品」（Revolution Foods），每週在全美各地提供（銷售）200多萬份營養午餐。
FB Heron慈善基金會又是另外一個特例。這家1992年成立的基金，自1996年開始將其中40%投入使命，2012年起將捐贈部門與投資部門合併，把3億美元的基金完全投入影響力投資，幫助弱勢脫離貧困。他們運用的資產類別，包括股權、債權及貸款保證。
案例不勝枚舉，問題是：這些向來運用「捐贈改變世界」的慈善機構，為何紛紛改弦更張，轉向「投資改變世界」？
比起單純捐贈，投資獲利是不是可以做更多善事？
這或許可以從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天主教的轉變談起。現任教宗方濟各2013年上任，次年（2014）就召開了「梵蒂岡影響力投資大會」，主題是「為窮人投資」──如何在符合教會訓導下，讓影響力投資服務公共利益。2年後再度召開，主題為「讓2016『慈悲年』成為『扶貧年』」。2018第3屆的主題，則是「以擴大投資促進人類整體發展」。
教宗方濟各清醒地認識到，人類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嚴峻，而與之對抗的資源，無論來自政府或慈善機構，都越來越不足。他說，唯有運用影響力投資這種更創新的方法，兼顧社會效益及投資利潤，方有可能調動大量私人資本，對抗環境挑戰及社會問題。
影響所及，天主教相關慈善機構也紛紛響應。例如2015年成立的「天主教影響力投資聯盟」（CIIC），其會員管理的資產合計超過500億美元。老牌的天主教救濟會（CRS）也投注大量資源，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參與影響力投資。
事實上，影響力投資根本就是慈善基金一手催生的。2007年秋，洛克菲勒基金領銜邀集20多位慈善家、金融家及企業家聚首北義古城，在柯夢湖畔的洛克菲勒中心發出大哉問：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方能調動更多資源，對抗日益嚴峻的挑戰？
會中，塑造了影響力投資的名稱及藍圖。2009年柯林頓全球倡議（CGI）上，企業家共同捐資近億美元，成立全球第一個影響力投資推動機構──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IIN）。
開放配額，打開慈善大門
全美國有超過8萬個基金，掌管1兆多美元的資產。按美國聯邦稅務局（IRS）的規定，基金每年至少「支付」其5%配額，用於使命相關的活動，方可維持其免稅的地位。
基金的影響力投資大致可以分成兩類：
項目型投資（Program Related Investment，PRI）：始於1969年，投資的重點在於基金使命，而非投資利潤（增值）。因此，追求的是讓步（較低）的利潤，資金也因此可以有效率地重複運用，幫助更多的人，解決更大的問題。PRI的投資金額，可以算在每年5%的配額中。
使命型投資（Mission Related Investment，MRI）：同樣是符合使命的投資，但是追求的是市場利潤。雖然其金額不列入每年5%的配額，但是同時追求投資利潤及社會效益的做法，可以讓基金的資金運用更有效率、更永續，也更大程度地完成基金設立的使命。
IRS在2015年針對慈善基金的投資規範發表了稅務指南，明確說明使命型投資MRI不違背慈善機構宗旨，不會受到稅務罰則。此舉直接打開了美國慈善機構及大學基金1.4兆美元的大門，讓他們可以參與影響力投資。
就此，福特基金執行長Darren Walker說：過去半世紀，慈善基金關注怎麼把5%用好；未來50年，大家會逐漸關注如何小心翼翼但又有創意的把95%發揮最大的效益。
以不同金融方式協助不同需求
PRI及MRI的資產類別，包括股權、債權、保證及限額採購等，既是傳統捐贈的補充手段，也是傳統捐贈的合作夥伴，以多元且適當的方式，在不同的階段，運用不同的金融工具，來幫助需要幫助的對象。其中最著名的或許是蓋茨基金（Gates Foundation）。他們會對每一個個案評估其階段與需求，並據此搭配不同的金融方式，來投資或融資企業，幫助其成長。這也是所謂「混合金融」（Blended Finance）的典型運用。
「合作」（collaboration）是影響力投資的關鍵字。慈善基金可以讓內部的捐贈部門與投資部門相互合作，協力或分階段幫助需要的對象，共同完成基金使命。美國很多慈善基金也延續著過去與其他基金合作捐贈的傳統，開始合作影響力投資。根據研究顯示，基金規模越小，越難參與影響力投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缺乏投資人才、資訊及案源。因此，合作就顯得更為必要。也因此，美國的Annie E. Casey Foundation及Ford Foundation等知名基金發起了「使命型投資人交流平台」（MIE，Mission Investors Exchange），讓會員們在此相互學習，建立網絡，交換資訊及投資機會。其會員有公私立捐贈型基金會，也包含企業基金、家族基金及營運型基金。
再例如，由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發起、洛克菲勒基金會及歐米迪雅聯盟（Omidyar Network）響應，合資1.5億美元成立的「催化資本聯盟」（Catalytic Capital Consortium，C3），目標是解決SDGs問題。他們以影響力投資的思維，填補了傳統投資的空缺，運用「混合金融」，帶動（催化）其他的投資。短短兩年多，吸引了200多家投資公司的20多億美元，投資在100多家專注解決SDGs問題的新創事業。
別只把投資當作賺錢逐利
根據美國Foundation Source的最新調查，有88%的慈善基金會對影響力投資感到興趣，而或多或少實際參與過的比例為51%。雖然看來這個比例並不低，但他們是用比較寬泛的解釋影響力投資，而且即使如此，仍然有一半的基金從未參與任何形式的影響力投資。
這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捐贈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被取代。有很多情況既沒有市場，無法自給自足，也完全沒有投資價值。而且捐贈也可以與其他投資工具，例如低利貸款、信用保證或股權投資，在不同階段做互補配合。換句話說，捐贈是混合金融的重要一環，是幫助弱勢的必要工具。
慈善基金轉型影響力投資並非沒有難度。以美國的慈善基金為例，有內部文化及使命的衝突、捐贈與投資的思維差異、投資人才及資訊的缺乏、與資產管理等跨界交流的不足等等。其解決之道，主要靠培養人才及經驗、內部合作及內外合作。
台灣除了上述困難外，還有政策法規的限制，例如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基金規模的5%，還有文化認同及社會形象，認為投資是逐利，不如單純捐款的慈善高尚，捐贈者也往往期待基金會「好好做善事，沒請你去賺錢」，看起來障礙不小。但以政策法規來說，5%雖小，一個10億元的基金，也有5,000萬可以作影響力投資，同時獲取社會效益及投資利潤。假以時日累積成果，或許未來可以再推動修法，放寬5%的限制，釋放更多慈善基金的能量。
也或許可以美國為例，成立行業協會及專業慈善投資平台（如上述的MIE），可以共同培養人才，交流學習、交換資訊；與政府溝通，促進修法；與社會溝通，提升投資在慈善世界裡的形象與地位。
慈善機構不但是影響力投資的主要發動者，更是重要的參與者，資金供給者。目前影響力投資在全球已漸成趨勢，調動大量包括慈善基金在內的私人資本，參與解決全球面臨的環境及社會問題。台灣應該認真把握這個機遇，逐步解決困難，參與影響力投資，面對社會及環境挑戰，並接軌國際。
[1] 這裡所說的慈善基金，主要是以捐贈為主的慈善基金，例如美國的福特基金會、麥克阿瑟基金會，或台灣的陳永泰基金會、台聚教育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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