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首位印尼語新聞主播，也是印尼移工最愛的主持人──譚雲福Tony，多年前曾創辦印尼語雜誌《INTAI》，提供在台移工關於台灣、印尼的新聞資訊。他說過：「希望印尼移工們要在海外做個驕傲的印尼人，榮耀國家。」聽來彷彿在宣傳國族主義，然而，這是因為他發現台灣人、甚至印尼移工都沒注意到的社會問題……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6集Podcast，專訪來台27年的譚雲福。他分享在印尼仍被視為禁忌的「印尼排華暴動」經歷，究竟他如何從受害者，轉化成印尼移工在台的支柱？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我們家對面一整排房子，都被燒完了」
願意談印尼排華事件的人不多，這議題背後累積很多仇恨，我們怕一旦重提，又會回到那年。
我的家庭組成相對多元，外公是印尼亞齊人，外婆是台灣客家人。我的中文名字──譚雲福，是外婆取的。我有四分之一的台灣血統。我住在北雅加達，是滿多華人的地方，但不被視為真正的印尼人，還能感受什麼叫排華、歧視，還有身為二等公民的待遇。
每次上課時，我很擔心，路上會不會遇到一些小混混？他們會因為我的樣子，跟我要錢，或者對我說： 「把你的鞋子脫下來，我要！」這些事情常發生嗎？是，沒有錯。這也是我為什麼會來台灣唸書的原因，雖然要離開家鄉，但我想改變生活。
我的家鄉，是個傷心地。
我1994年來台灣，沒想到印尼排華狀況越演越烈。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發生，我們家對面一整排房子，都被燒完了。爸爸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小小的工廠，位於那條路的最後一段，也被燒了。因為這樣，爸爸提早退休。
一直到印尼總統蘇哈托下台，情況才慢慢改變。
打開心結，協助在台印尼移工
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學姐邀請我到台北市政府上班。去了才知道，我的工作是移工的諮詢人員。除了服務菲律賓、泰國、越南的移工，當然以印尼移工為主。
我心裡想： 「我在印尼被欺負成這樣，還要在市政府服務這些印尼人？」
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我沒得選擇。那時台灣政策是，如果外籍學生要留在台灣找工作，必須有2年的工作經驗，才能申請工作證。但大學剛畢業，怎麼可能有2年工作經驗呢？平時工讀算不算？如果不算的話，等於必須回去印尼，才能再來台灣找工作。
所以留在台灣的印尼學生不多，從大約130位，剩下10幾位。說實話，我本身對市政府的工作沒抱太大希望，反正服務對象並不是我所期待的，趕快找另一份工作就好了。關鍵是我在工作期間，要如何與印尼移工相處？如何把我對他們的怨恨拋開，好好協助他們？
市政府給的空間和支持很大，他們覺得： 「你有這個能力，就挑戰你最不行的地方。」我從協助移工朋友處理問題，慢慢認識他們，直到後來才發現，他們在台灣面對的問題跟我一樣──來自他鄉，語言不通，還得面對文化差異。試想想，如果你是移工，當你求助無門找上市政府，突然發現我懂印尼文，會不會覺得找到救星？
每一天和印尼移工接觸、互動中，我漸漸改變心態，也開始瞭解，他們其實和排華沒有關係，會不會排華，要看當時的政治狀況。
籌辦台灣第一本印尼語雜誌《INTAI》
台灣那時有十幾萬的印尼移工，且數量一直慢慢成長。
還記得2003年的SARS嗎？那時所有台灣媒體都有報導，但在台灣的移工朋友，因為語言差異，沒有獲得那麼多資訊，沒有人想到，他們也可能是受害者。
2006年，我在台灣辦了印尼語雜誌《INTAI》。雜誌就是「雜」嘛，內容都是移工想看的資訊，從他們關懷的事情，比如自身健康、如何與僱主相處、台灣哪裡好玩、在印尼當地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內容包羅萬象。
不要忘記，那時Iphone還不普及。這份雜誌，算是結合印台雙邊訊息。
那時我策劃一份報導：「蘇哈托總統往生與否，對印尼當地的影響會有多大？」，剛好內容送到工廠時，蘇哈托總統就往生了！消息一出，《INTAI》幾乎也同時間刊登。印刷業需要跟時間賽跑，可以在第一時間把資訊傳送給大家，我很有成就感。
媒體真的有一種力量。或許《INTAI》對移工朋友來說，也有一種力量。
移工不能休假
我辦雜誌10年，除了反映《INTAI》有市場，有廣告商，還反映台灣朋友對移工的不瞭解，更反映了移工沒得休假。
當時移工朋友的生活，並不像現在舒適。很多移工寫信說：「不好意思，我不能休假，可不可以郵購你們的雜誌？」「不好意思，我不能休假，可不可以請XXX幫我……」
怎麼會不能休假呢？休假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如果一個月都沒得休假，生活壓力那麼大，每個人都受不了吧？我稍稍記了一下，當時只有工廠工能休假，家庭看護工和家庭幫傭比較吃虧，100位裡頭，或許只有一位可以出來。
那時我們辦任何活動，移工朋友都會詢問：「可不可以給我中文版本的宣傳單？我想讓僱主知道我要幹嘛。」這問題不只我在面對，很多單位也需要有中文版本，讓僱主知道，移工要參加什麼活動。
有些僱主會偷偷把雜誌從信箱丟出去，不給移工看，覺得裡頭的資訊太多，免得惹麻煩。我後來想想，裡頭的資訊都是正面的啊！除非有比較負面的廣告，我可能會檢討。
曾經有間婦產科診所想刊登廣告，我事後和負責人說：「不好意思，我把廣告抽掉了，錢會還你。」這廣告與墮胎有關，台灣朋友聽起來沒什麼，但印尼社會的觀感是，你鼓勵別人墮胎。
大家都知道台灣多自由。我27年間看著台灣發展，知道民主自由也需要一段時間，台灣遇到任何大事情都要檢討，再繼續滾動往前。但剛來台灣的印尼朋友沒有過渡期，如果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居住的地方比較偏僻，資訊不發達，我擔心過度的自由，會讓他們覺得：「哇，來台灣解放啦！」
所以我們辦雜誌非常謹慎，連哪些廣告不能放進來，都要考慮雙方國情。
當印尼人把期望放在台灣，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6年，《INTAI》雜誌結束了。當初辦雜誌的挑戰是，如何從紙本變成數位化？那時我拿到IPhone3就覺得完了，看到賈伯斯的臉就在想：「嗯，你為什麼要把iPhone弄出來呢？哈哈。」
iPhone很貴沒錯，但已經是個趨勢，而且網路非常方便。我不是大企業家，又沒有資科背景，我有計劃想改變，想寫App，讓讀者可以滑手機看我們的內容，但計劃趕不上任何變化。
我18歲來台灣唸書，28歲離開市政府，到中央廣播電台上班。從2006年辦雜誌到2016年結束，這些都剛好滿10年。我近期剛拿到台灣身份證，也有未來的10年規劃。
台灣有超過20萬的印尼移工，大家有沒有想過，有20萬人已經知道台灣，更不要說開放移工這30年間，移工還有一進一出的狀況，這數字其實很龐大。
那麼多印尼人了解台灣，把期望放在台灣時，台灣無論是新南向政策或海外投資，有沒有準備好和印尼接觸？我們能做些什麼東西，讓印台雙方接軌？
我想先把自己磨練好，進入我從沒碰過的領域，或許未來可以做些事情，來服務台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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