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越南沉浸在國慶80週年的喜悅中。政府向每位公民發放10萬越南盾，街頭飄揚著紅旗，人們熱烈討論著國家的榮耀與團結。然而，一段自媒體影片迅速引爆了更熱烈的討論。影片主角阮女士（Nguyễn Thị Giao）年輕時因長期遭受家暴而離家，29年前留下4個年幼的孩子，輾轉流落至西部，後來與現任伴侶吳先生（Ngô Hoàng Minh）同居11年，經濟困頓。近日，她透過社群媒體與親人重逢，卻最終選擇與伴侶共度餘生。這段故事因網紅發起募款，4天內募得約15億越南盾（約170萬台幣）而更顯複雜。
阮女士的選擇成為越南社會價值觀的一面鏡子。有人譴責她「不盡母職」，認為她拋下孩子不可原諒；也有人支持她逃離暴力，認為這是生存的必要決定。這場輿論風暴揭示了越南女性在家暴中的兩難：該選擇活下去，還是成為一個「好母親」？
反家暴意識興起，女性仍難逃「好母親」的道德審判
家庭暴力在越南已不再是禁忌話題。過去20年，婦女組織、法律改革和媒體報導共同推動了反家暴的主流意識，報案率的提升顯示社會氛圍正在轉變。然而，一種新的道德審判悄然浮現：即便面對暴力，女性仍被期待不能放下母職。
在越南文化中，「母親」被賦予近乎神聖的角色。民間諺語和文學作品不斷強調母職的無條件犧牲，這種價值觀在公共輿論中轉化為苛刻的道德規訓：女性可以忍受委屈，但不能離開孩子；可以失去婚姻，但不能失去母職。因此，阮女士的選擇不再只是個人生存的抉擇，而是被套上「拋棄孩子」與「不合格母親」的枷鎖。
這種「母職優先」的道德綁架不僅影響越南本土女性，也延伸至跨國婚姻中的新住民。許多來到台灣的越南女性在遭遇家暴時，最先被質疑的往往是她們是否盡到母親責任，而非追究施暴者的過錯。語言隔閡、經濟困難和居留壓力已讓她們缺乏逃生途徑，加上文化對母職的苛刻要求，更迫使她們在暴力中選擇沉默。
台灣社會將這種沉默誤解為逆來順受或缺乏權利意識，但若理解越南文化中的集體記憶，便能看到背後深植的社會規訓：女性被期待以自我犧牲換取「好母親」的名聲。
越南社群媒體上，支持者認為她若不逃離，可能早已喪命於暴力；批評者則強調孩子缺乏母愛的傷痕，一生都無法彌補。這場道德戲碼既反映出社會對家暴加害者的譴責，也強化了母職的神聖性：即便受苦，母親仍被要求不能離開孩子。社群媒體讓這兩股力量同時發聲，形成了一場激烈的價值拉鋸。
無法逃離家暴不是無知，而是越南文化的深層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因慈善捐款而更具張力。阮女士返家團聚的同時，15億越南盾的捐款被送給貧困的吳先生，象徵人們對這位同居人的同情。而當阮女士最終選擇與伴侶共同生活時，她再次承受「為錢背叛子女」的指責，但也有支持者祝福年邁的她能擁有平靜的餘生。
這位69歲的女性選擇掙脫過往枷鎖，與伴侶共度晚年。這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對「母親」與「女人」身份的重新詮釋，展現了她對人生自主權的堅持。
許多受家暴困擾的越南女性曾坦言：「我能忍耐，因為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家。」這句話道出她們深層的矛盾：明知暴力不可容忍，卻更害怕背離「完美母職」的社會期待。越南社會雖逐漸改變，對家暴的譴責較以往強烈，但若不鬆動「母職必須優先」的單一價值，女性仍難以真正自由，永遠被迫在「當好母親」與「活下去」之間做出選擇。
因此，在看待越南新住民時，必須深入理解其文化脈絡。她們的沉默，不代表不知自身權利；她們的忍耐也並非軟弱，而是成長過程中「母親必須犧牲」的文化指令早已深植記憶。真正有效的協助，不能僅停留在提供法律資源或庇護所，更需從她們的生活背景出發，協助重新理解「母親」的意義。母親並非必須犧牲自我才能算盡責；母職價值也不該以是否留在暴力家庭作為判斷標準。
協助新住民脫離家暴或面對家庭問題時，需理解她們內心深處因文化規訓而產生的矛盾與掙扎。唯有走近她們的生命經驗，理解其選擇背後的文化脈絡，才能真正支持這些女性走出困境，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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