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說，拿到身分證後就是台灣人。根據《國籍法》確實如此。然而，我不太清楚其他新住民取得身分證後，是否立即成為台灣人？至於我，許多時候，我看見自己離成為「台灣人」還隔著一堵厚實的牆──即使距離我初次領證，已經15個夏天。
領證這麼多年，我還是遇見有人帶著輕視或嘲諷的姿態問我，「你是越南人吧？一聽就知道！」我也曾因此為自己的越南口音感到自卑。當下，我意識到：我只有在身分證件上是台灣公民，在生活中，好像還是不被這裡的人認同。
現今，我沒那麼在意他人的輕視或嘲諷，至於越南口音，我也接受了，畢竟我說起話來，95%以上別人都聽得懂，我並沒有因為口音造成溝通障礙。
如果只用血緣定義一個人，那麼我想抽乾身上的血
從事社會工作超過4年，我遇見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演講時所遇見的人們。在那個時刻，人們願意停下腳步聆聽我的故事，並與我一起回顧我的成長歷程，有哪些關鍵因素，讓我從「被服務」走到「服務他人」。在這之中必須提到的是：有長達18年之久，我除了白天工作來養活自己與孩子之外，晚上下了班還再去學校進修。
當然我也碰過某些人，知道我在當志工11年的單位轉換角色為社工時，脫口而出「你當志工這麼久，難怪可以當社工。」這些人大概不太清楚志工與社工的差異。也有人覺得近水樓台先得月，或「戲台下站久了就是你的」，而忽略一個關鍵因素：這11年，我就讀國中、高中及大學社工系，進修過程中所修讀的學分、400小時的實習，和一般台灣人為取得社工員資格走過的路沒有什麼不同。同時，每年我還額外付出幾十小時的時間當志工服務他人。從志工到社工，這一路上我走得戰戰兢兢，未曾鬆懈，並非只在涼快處守株待兔。
我曾看過一位新住民媽媽，淚如雨下的說自己的孩子想抽乾身上的血，只因為不想再被人取笑自己的新住民子女身分。我對此心有戚戚焉。曾經有許多新住民對我說：「你是華人吧？我一聽就知道。難怪你會當社工！」在他們眼中，「華人」與我取得資格這件事，似乎理所當然的畫上等號。當這些人只憑著「血統」二字抹去我18年的辛勞時，我也想抽乾身上的華人之血。畢竟，他們口中這個血統的源頭、外婆與母親口中的祖國中國，是我根本不曾看過亦不曾拜訪的陌生之地。我曾嘗試跟對方說明，我的祖先雖是華人，但我在越南出生、生活20年，直到結婚來台灣後才密集學習中文。然而，對方的結論還是很少脫離「華人學中文就是比較快」的評語。
刻板印象限制了人的想像
我不清楚有沒有文獻探討「血統是否有助於學習語言及專業學科」這種議題。但我的碩士論文以「越南女性新住民在家教導子女越南母語」為研究主題，我發現學習語言的環境與習得語言的品質成為正比。換句話說，不管是亞洲人或非洲人，若在英語環境，人們習得英語就比較快，其他語言也是如此。
在台灣20年，我從識字班走進博士班，當專欄有超過10篇文章時，我也曾以為自己中文表達能力甚好。但，每次工作相關文件被指出錯誤字數超過3個，而且還是我不認得的單字時，我也看見自己離成為「台灣人」還有一堵厚實的牆。
我多次問自己，要多努力才能成為「台灣人」？但至今也沒有找到標準答案。畢竟過去20年，我的時間總是一分鐘當作兩分鐘來運用，20年不間斷的白天工作晚上進修，應該稱得上夠努力了吧？但，我離跨越「非我族類」這堵牆、或單純跨過文字隔閡，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曾經聽過一種說法，認為會覺得自己被歧視的人，就是內心自卑。以我目前看到的環境來說，確實極少人會對我做出明確的歧視言行，但也有人其實內心隱藏著不認同，卻沒意識到這些微歧視的存在。至於自卑與否，是一把兩面刃，被歧視或微歧視的，只能選擇靜默以表示不自卑；又或者選擇陳述微歧視的感受，而被戴上自卑的大帽子，這兩者對新住民都不是什麼好選擇。
憶起那年早晨，我在公園，忽然有一位阿伯前來搭話。「小姐，你知道那棵是什麼樹嗎？」他指著不遠處的一棵大樹詢問。
「番龍眼啊！」我答。（番龍眼又名台東龍眼、芭樂龍眼。）
「你越南也知道哦？」老伯疑惑的用閩南語補上後離開。我繼續散步時，聽到不遠處，老伯正用閩南語在跟其他長者聊天：「那個越南，她也知道番龍眼，有夠厲害……」
當時，我在公園散步已經大約半年，晨運的長者都是熟悉的面孔，然而長者們依然習慣稱呼我「那個越南」，或許是我打招呼時，還是有濃濃的越南口音吧。
人們常說是貧窮限制了想像力，我倒覺得刻板印象也限制了人的想像。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若對植物不感興趣，看到什麼都統稱為「樹」而已。我是外來者，但我喜愛植物，還會特別找資料認識。許多時候，人們過度放大了國籍，而遺忘人的本質。不管你是誰，你來自何處，只要謙虛學習，都可以讓自己人生更豐碩。我深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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