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會暨移民運動20週年講座」以姊妹會的組織培力、文化行動、倡議修法為主軸，20年的累積，也是台灣社會的公共財。20年過去，這些累積，推動了身分相關的政策法令的修正，並逐漸破除了台灣社會對移民的偏見與歧視，那姊妹會的下一步又在哪裡？移民和二代的權益和生活，真的苦盡甘來了嗎？
走了20年的新住民培力路
歷經波折終與分離兩地的孩子重聚，陸配姊妹劉茜激動哽咽，「移盟幫助了我，我也想用我的故事幫助後面更多的小孩」；柬埔寨姊妹李佩香欽佩自己一路走來不易，卻也心念這「我們今天過得還不錯，但是還有一些姊妹生活在角落，我們還未察覺」；「我也是被家人質疑，『你本來就可以好好過日子，為什麼要去做那些雞婆的事情？』」南洋姊妹會現任理事長、來自越南的洪滿枝則堅定認為，「我沒有想要離開，以後永遠也沒有想要離開，因為我確定，我選這一條路是對的」。
姊妹會在20週年系列座談會中，討論從廚房到街頭，姊姊妹妹如何站起來，以及「老了、倒了」怎麼辦？新住民的長照議題，則邀請政大社工所教授夏曉鵑、南洋姊妹劇團培訓老師李秀珣、姊妹會理事長洪滿枝、政大社工所所長王增勇、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及新二代留聲機成員、台泰二代王秋雯、台菲二代鄒佳晶，透過回顧過去關注的議題及倡議行動，並解構移民家庭目前面對的照顧困境和聚焦未來的倡議方向 。
我們不是花瓶！培力的核心，是讓主體發聲
「姊妹會是全台灣最肯定、最能接受我們、最認同我們能力的地方！」姊妹會現任理事長洪滿枝回憶，初來台灣時去市場買菜，攤販劈頭一句「你是越南新娘，你被買來要多少錢？」外人的輕蔑讓她生氣。可回到家，夫家長輩閒談也不乏「你們越南嫁來的，會不會偷東西啊？來台灣是不是為了錢？」洪滿枝在認識姊妹會之前已來台3年，「我到處找學中文的管道，我自己被歧視就算了，我不想我小孩被歧視。」
「姊妹們以前不敢拿麥克風，現在拿起就放不下，這就是培力的見證。」姊妹會創會成員、政大社工所教授夏曉鵑談起組織培力，第一要務便是釐清看似相同的弱勢群體，不利的處境也有各自脈絡。夏曉鵑說，姊妹會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公共財，但這不代表培力經驗與課程教材可以複製、照搬。早年姊妹會在高雄農村設計的課程，多為協助學員在周邊市場採買溝通，現在若學員身處雙北，需要協助的反而是如何搭乘捷運。
當初姊妹會辛苦辦理識字班，曾收到友人好心提醒「你去辦記者會、去找立委，馬上就會有資源，你們就不會那麼辛苦！」夏曉鵑看向姊妹，擔心當時仍害怕面對媒體和大眾的她們戴著墨鏡、哭哭啼啼，只會加劇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因此未接受朋友的建議，堅持從基本功做起，培力姊妹而不是為她們代言。因為她自認：「我頂多是教練，我不是主人」。
夏曉鵑說，如今「培力」一詞很熱門，我們更要反思到底誰是主體，在認知彼此資源不平等的同時，也要小心成為創造依賴關係的「假慷慨」，「我們不要創造、複製依賴關係，我們想協助她們從壓迫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同時我們自己也離開這個壓迫的結構，我們是一起的，沒有所謂『你被我解放』！」
南洋姊妹劇團的老師李秀珣從劇團的運作觀察到，姊妹會還是有台灣志工的參與，但姊妹劇團則完全都是移民姊妹。姊妹們自己思考劇團要怎麼行動、怎麼接洽，完全自己承擔，「開始從一個學習者，變成一個組織的策略者。」她認為，劇場的運用，除了倡議之外，還可以藉由劇場的實踐過程，產生自我培力的效益。
老了、倒了怎麼辦？從照顧者到被照顧
當初新住民以婚姻、移工等身分進入台灣，多被期許填補台灣照顧勞動力的不足，讓政府不必面對更大的長照壓力。只是，當以往被社會期許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移民姊妹年歲漸長，當她們需要被他人照顧的一天到來，台灣的長照體系能否回應她們的需求？
新二代留聲機成員、台泰二代王秋雯，2019年時父親確診肺腺癌，她辭去在泰國的工作緊急返台，不僅要找新工作、協助母親照顧，還要扛起所有聯絡資源、醫患溝通、做醫療決策的雜務。「有一天，我媽媽突然問我，為什麼台灣沒有關於要怎麼照顧父親的書籍？」來自泰國的母親不識中文，想要照顧好先生卻無從下手，秋雯只好聯絡泰國友人寄來泰文衛教書。她不禁想，母親明明是主要照顧者，卻無法為父親的醫療做決策，為什麼台灣沒有提供外籍人士母語的衛教資訊呢？
送別父親後，母親的晚年照顧成為秋雯另一件心頭重擔：母親來台灣30年，但沒有台灣身分證，無法申請長照資源。長照能否拓展至以居留證作為申請資格？
政治大學社工所教授王增勇直言，根本的解決之道，是讓長照進入到長照保險制。王增勇說，長照和全民健保不同，健保是保險制度，有繳保費，取得服務就是民眾的權利；如今談長照是否要轉為保險制，看似只是為了籌錢，最重要的根本在於讓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不一樣。稅收是恩給制度，保險則是政府和人民的契約，因此，有居留證的外籍配偶也可以納入。
王增勇感慨，秋雯之所以對於母親晚年充滿憂慮，一個原因是她想像母親必須由自己親自照顧，「其實國家應該要照顧，或者如果你要照顧，國家應該要支持你來照顧，讓你可以選擇！」王增勇提醒，新住民能不能使用長照？若新住民使用國家提供的長照，可不可以免於恐懼？會不會在使用過程中，還被指責「你怎麼不會這個？你怎麼不會那個？」王增勇說，這其實是台灣很多邊緣位置的族群使用長照的共同經驗。
長照體系如何更友善？讓新住民決定資源如何使用
長照如何可以對新住民更友善？王增勇說，除了提供更多元語言資訊，現行體系從業者如居家服務員接受的教育訓練，也應增加與新住民相關的課程。另一方面，政府當初規劃長照保險，曾希望以長照津貼彌補服務量能的不足，王增勇認為，將現金給付開放給家庭決定如何使用，或許是更好的解方。他強調，這不等於直接發錢給照顧者，而是讓照顧者對於如何使用資源有更多決定權，例如新住民可以決定要不要請移民姊妹來照顧自己。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指出，辨識出自己是照顧者，或辨識出自己是新住民，是家總和姊妹會共同要面對的議題。「先建立自我認同，才能進一步去談在這樣的身分下，我們要向社會的落差去爭取什麼。」陳景寧說，如今仍有新住民姊妹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是有權力的，應該要大聲跟政府要求一些事情。」
陳景寧說，家總將和姊妹會討論開設部分時段，請姊妹會或其他通譯人員擔任家總熱線接線員，開始接聽新住民的照顧困境，累積經驗。至於將長照四包錢、照顧協議等資訊翻譯成多語等工作，南洋姊妹會秘書長陳雪慧提醒，翻譯製品如果躺在一邊沒人看，還是沒用。姊妹會發現新住民習慣使用FB、Line、YouTube等網路媒介，未來除了翻譯文件，也將著手長照主題短劇創作，通過母語為主的短影片，觸及更多新住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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