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再一次聽完一段訪談，是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快思慢想》作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最後一次公開談話，錄製於他過世前僅僅4天。這位行為經濟學之父，以研究人類決策與判斷偏誤而聞名於世，他的最後訪談或許正是他峰終定律理論的一次實踐。
這段 podcast 我在剛釋出時曾聽過，但說實話，當時並沒有留下太深印象。直到1年後，主持人揭露了這場訪談背後的故事，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這段內容是在巴黎錄製的──康納曼移居美國前童年在這裡度過──當時他正前往瑞士，準備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他 90 歲的生命。
《Lives Well Lived》podcast 的主持人分享：「2024 年 3 月 19 日，我們寫信邀請 Daniel Kahneman 參加我們的 podcast，原本希望排在5月錄音。他很快回覆說，那段時間他不行，因為他正前往瑞士，計劃於 3 月 27 日安樂死，結束自己 90 歲的生命。」
康納曼在信中寫道：
「我從青少年時期就相信，人生最後那些充滿痛苦與屈辱的歲月是多餘的。我現在只是在實踐那個信念。我仍然活躍，生活中也有許多我喜歡的事（除了每天的新聞），我會快樂地離開。但我的腎功能不好，出現恍神的情況越來越頻繁。我已經90歲，是時候走了。」
主持人沒有試圖勸阻他，他們邀請他把這次對話當作對圓滿人生的最後思考。他答應了，但前提是：只談生活，不談死亡。
生命的喜悅與好奇
整場對話如他所願，既不是告別，也沒有傷感橋段。不逃避、不誇飾、也不沉重。他形容自己是開朗的悲觀者（cheerful pessimist）。他談的是喜悅、好奇心及合作。他分享了自己的日常喜好：喜歡吃甜點，最愛的是舒伯特的古典音樂，年輕時也喜歡披頭四，最近甚至去聽了 Taylor Swift 的現場演唱會，想看看這個世界為什麼為她著迷。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愛在黎明破曉時》、《愛在日落巴黎時》和《愛在午夜希臘時》──Ethan Hawke 和 Julie Delpy 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三段對話。
康納曼留下的，不像遺言，反而更像是一種經過時間沉澱後的體悟。
關於人生的高峰
「與 Amos Tversky 的合作，是我人生中最喜悅的時光。」
他談到自己人生的高峰，不是出版名著，也不是得諾貝爾獎，而是他與合作夥伴Amos Tversky多年來的學術研究──那段時光裡，他們一起思考、一起辯論、一起改變彼此的觀點。這種知識共創的經驗，對他來說比任何頭銜或獎項都更有價值。
自由意志與選擇
「我們感覺自己有自由意志，也感覺自己行為合乎道德。但我們是否真的有自由意志，道德是否有客觀基礎──這些問題我並不太關心。我認為我們沒有自由意志，但我們生活得就像我們有一樣。」
當被問及他如何做選擇，如何決定對待他人的方式時，他表示：「這感覺就像是一種品味。有些事我喜歡，有些事我不喜歡。我喜歡櫻桃，我厭惡殘忍。我會感到憤慨，並採取行動，不會因為認為可能沒有實際效益，就不採取行動。我不太把自己當回事。我只是遵循我在意的事，並試著保持一致。」
即使他理性地認為人生可能沒有終極意義，他仍然投入地活著，遵循自己的情感和信念。
關於工作與意義
「其他人可能認為我的工作對人類有貢獻，但我每天起床，只是因為我喜歡做那件事。」
主持人試圖反駁，認為人生確實存在某些「客觀上有價值的事」。康納曼回應：
「我覺得自己活得不錯，但那只是個感覺。我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還算滿意。如果真有什麼客觀的視角，那我和它一點關係都沒有。對宇宙這麼浩瀚的存在來說，我每天做的事並沒有那麼重要。」
對他而言，幸福感絕對是主觀的。他「覺得」活得不錯，但那就是一種感覺，不需要更崇高偉大的意義。這正呼應了他的研究──我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往往是由體驗的主觀感受決定的，而非客觀標準。
峰終定律的兩種自我
康納曼著名的「峰終定律」（Peak-End Rule）指出，人們對一段經歷的記憶，主要取決於體驗中的高峰時刻和結束時的感受，而非整個過程的平均值。這一理論源於他發現我們有兩種對幸福的衡量方式：
「體驗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是當下經歷事件時的你，感受著每一刻的快樂或痛苦
「記憶的自我」（remembering self）是事後回想這段經歷的你，負責對整個經歷做評價
這兩個「自我」常常意見不合。康納曼起初認為「體驗中的自我」更重要，畢竟那是我們真實經歷的感受。但後來他發現，人們實際上更在意「回憶中的自我」的感受。我們不只是想要開心地活著，我們還想要有個「好故事」可以回憶。峰終定律就是來自「記憶的自我」的認知偏差。康納曼用聽音樂的例子解釋：
「有人跟我抱怨說，他聽了20分鐘美妙的交響樂，但最後一聲難聽的噪音毀了整個體驗。我說：不是的，它沒毀掉你的體驗──你確實享受了20分鐘的美妙音樂。它只毀了你對這段體驗的記憶。」
峰終定律的實踐者
我們不一定認同他安樂死的選擇，但也許可以理解他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他已經非常清楚自己要什麼，或許他留下最重要的、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做了「結束」的決策。
他以自己的方式，安排了一個好的結尾。康納曼與伴侶 Barbara Tversky 從紐約飛往巴黎。你可能已經注意到這個姓氏Tversky。Barbara Tversky同樣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她曾是康納曼的學術合作夥伴Amos Tversky的妻子。Amos於1996年去世，而在康納曼的妻子於2018年去世後，命運讓共同經歷過失去摯愛的康納曼與Barbara結為生命伴侶。 他們在巴黎這座城市裡散步、參觀博物館和觀看芭蕾舞表演、享受舒芙蕾與巧克力慕斯。他們選擇在春天的巴黎與家人朋友共度最後的時光。康納曼在生命最後這段時間似乎非常享受生活，但他按照自己仔細規劃的計畫前行，能夠為自己90歲的人生創造一個快樂的結尾，正如他提出的峰終定律。
為自己定義「完整的一生」
他的好友認為以他尚還健全的體能與心智狀態，還有能力享受美好生活的體驗，這個時間點離開似乎操之過急。那麼，什麼時候才算是適當的時間點呢？該由誰來決定呢？他沒有等待身體衰退、記憶錯亂、尊嚴盡失才說再見。他選擇在還能清晰表達、還能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完成他認為「剛剛好」的一生。
他曾說，如果不在自己還有能力做選擇時離開，可能就會失去對人生最後階段的掌控，最終只能困在那些他稱之為「無謂的苦痛與屈辱」之中。
若我們真想學會如何「好好活」，就無法迴避討論如何「好好死」的課題。我們必須能夠理性地、毫無禁忌地談論何時算是「完成」生命以及有尊嚴的善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人生。
台灣已經步入超高齡社會，不能夠只討論長照卻迴避善終的議題。許多長者在生命末期時，往往難以維持尊嚴和自主。康納曼的選擇提醒我們，也許每個人都應有權力定義自己生命的完整性，尤其是那些已無法期待生活品質會改善的高齡者或處於不可逆疾病末期的病人。
死亡的決定權：個人與親密關係的平衡
我不禁想到陪伴康納曼最後一哩路的親密伴侶Barbara Tversky。當面對親密伴侶的生死決定時，我們如何平衡尊重他們的選擇與自己的情感不捨？死亡究竟是否只屬於個人的決定？如果我處於她的位置，我會怎麼做？
考慮到我的伴侶朱平比我大17歲，我很有可能面臨同樣的處境。朱平明確表示自己不要經歷無謂的痛苦與失去尊嚴，他希望就如康納曼一樣「快樂地離世」（die a happy man）。我們已經簽了預立醫療決定書，但這僅適用於特定臨床條件，例如不可逆轉的昏迷或永久植物人的情況。如果他心智還健全，但身體疼痛或已經無法擁有品質生活時，選擇去瑞士善終，我知道我會支持他的決定，不會因自己對他的不捨而讓他人生的結尾充滿痛苦。同樣地，我知道他也會支持我做這樣的決策。我希望我們能一起在台灣推動「醫師協助死亡」法案，讓台灣成為亞洲最文明的國家──尊重並讓人民能自己決定如何有尊嚴地結束生命。
不過在那個時刻到來之前，我們更會好好珍惜共處的每一刻時光。
康納曼不僅留給我們行為經濟學的理論遺產，更以自己的生命示範了如何在理性與情感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尊重生命的同時也尊重個人選擇的自由。我想，我會一直記得這個結尾，不只是因為它的悲傷，更因為它的智慧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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