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普及的時代，快速的訊息散播已經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當我們享受著資訊發達帶來的便利性，同時也承擔著人們未尊重該便利而帶來的傷害。
先看看社群媒體近幾年的舉動：YouTube禁止影片宣揚白人優越主義或新納粹主義，拒絕讓歧視或排斥他人的行為被合理化；臉書執行長祖克柏禁止在社群上出現對特定種族、國籍、宗教、社會地位、性傾向或移民者人身安全、健康或生存條件的威脅；Instagram也推出防治霸凌機制，希望提升社群媒體的正面形象。而過去不少演藝圈人士因為無法忍受社群媒體上的霸凌風氣，發起刪除帳號及遠離社交的運動；司法部前陣子也指示各學校監看學生社群媒體、提供心理健康輔導，以確保校園安全。
這些做法在在顯示，當代社會意識到媒體具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力，不論是整個網路或聚焦在社群平台，人與人透過媒體強化連結，卻也有分裂的風險。人們意識到媒體使用的負面影響而有所行動，卻也意識到無法完全消除負面效應。我們似乎活在一個人際延續卻斷裂的時代，自我覺醒卻失落的年代。社群媒體拉近了人與人間的距離，卻也可能壓迫了人與人的空間，讓某些負面因子擴散。
在這個年代，因網路霸凌而自殺的悲劇出現在世界各地，從少到老、從男到女，不分種族、年齡或性別的悲慘事件沒有停止過。這些現代人習慣一滑而過的社群言論，不論是具體的霸凌文字，或表面掩飾霸凌實則傷害他人的文字，與惡的距離都一樣靠近。
在自己的劇本中，壞人多由別人擔當
人際之間的交往，從過去面對面互動，到今天許多人習以為常的社群互動，順手一個讚或是一句在朋友頁面的留言，都構成人際間的連結網絡。平台本身如「好友才能觀看」等有條件的設定，某程度更鞏固了關係疏密的結構。
看似能歸屬於個人空間的平台，彷彿成了一本公開的日記，記錄著撰寫者看到的事件與心理感受。而這些事實不完全明確、但對當事人感受明確的部分，有時就可能變相成為網路霸凌或造謠。
以個人平台為名的社群空間與需要平衡報導的媒體不同，往往是「我說了算」，也就是撰文者自己寫了什麼就是什麼。用外觀看來好像是事實，但多半是撰文者個人抒發、發洩情緒、甚至故意讓其他不知情的人被引導到特定觀點。90年代台灣有句流行廣告詞「只要是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在貌似「私領域」的平台包裝下，好像就是這樣，無論什麼都可以依著自己的喜惡「盡情揮灑」。
然而不論是「鎖好友」或「開地球」，我們往往忘記，網路世界從來都不是隱密的，只是「有條件的公開」。既然公開，就是公領域，所留下的任何文字，都將成為某程度的公開評論。然而，正因為這些網路空間在歸類上又屬於個人平台，因此充斥著主觀與個人言論，由自己觀點出發的所有抒發，有時候就成了攻擊別人的公開評論。畢竟在自己書寫的文字中，無關是非的異己，往往成了作者筆下的壞人。
言論自由不等於道德自由
傳播的力量常常比我們想像的大。透過個人平台傳播的文字，確實有極高風險可能造成社會動盪或傷害他人。許多人習慣以「言論自由」合理化個人的發表或抨擊，但若我們回頭理解言論自由的基礎，應從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1608年12月9日－1674年11月8日）當時的提倡出發，他認為，限制言論自由可能壓迫真理的出現，即使言論謬誤也不應限制；只有無所限制，才有找出錯誤的可能。因此，言論自由的基礎是在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錯誤的過程也可能成為真理浮現的過渡。
然而我們要思考的是，究竟有多少時間或機會，讓一個人能夠在等待真理期間暫時受傷、最後獲得公道？尤其將同樣的邏輯置於社群媒體的脈絡，個人的抨擊言論很容易直接傷害他人，加上自己朋友、同好的回應按讚，真理是否有機會被澄清，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更何況更新的文章將舊訊息往下擠壓，真理很難「越辯越明」。這樣的型態極容易帶來網路霸凌或造謠，不論被抨擊者在意或不在意、放下或放不下，道德自由因社群媒體被鬆綁造成的傷害，都不該這樣理所當然的存在。
無法有效防堵的現實條件，像極了無情
霸凌往往是從人與人的關係失衡開始。但當人際之間的互動轉移至虛擬平台的網路上，對當事人的傷害仍然很真實。正因為當代的大家意識到這點，所以也不乏如文章一開始提到的相關防範作為。不過，在這些預防或保護的機制中，我們要思考，究竟這些做法對社會大眾能起多少作用？
有些系統會先以人工智慧偵測具傷害性的文字，在用戶還未發布文章前，頁面即會彈出警告通知，提醒用戶發文前再思考合宜性；又或者用戶不必封鎖霸凌者，仍可透過系統設定，不讓自己看到霸凌者的留言。諸如此類的作為，雖是權宜之計，然而仍無法完全杜絕霸凌事件的發生，也才讓霸凌事件至今仍持續發生，能防範的，終究只是部分行為。
檢視台灣法律，與網路言論霸凌相關的法令包括刑法公然侮辱罪、加重誹謗罪，民法侵害他人名譽權，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95條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等，都算是存在已久、具有規範或嚇阻作用的律法。其中重要的概念包括：即使留言的內容為真，但內容若涉及私德且與公共利益無關，仍構成犯罪的可能。然而，相關法律在告訴乃論的框架下，不見得都會走到訴訟，而透過法律途徑追尋公平正義的速度，也往往比不上傷害的直接。整體而言，這些措施都較偏向被動式的防堵，而那些無法被法律或相關措施擋下的霸凌現實，總不免令人唏噓。
同溫層效應，強化了個人情緒抨擊的力道
我們進一步從傳播領域的群體面向探討，社群建立常是個人與他人溝通串聯的方式，不論是上面的文章、圖片、心情或感想抒發等，多是以自己的角度出發，與社群中的朋友分享，連結了朋友，也可能連結與自己志同道合的陌生人。這即是大家口中所說的同溫層（echo chamber）。在所謂的社群同溫層中，大家多半互相支持、互相取暖、或只是互相聯繫，有時候只是按一個讚，對當事人就是一種支持，並進而成為一種鼓勵。試想，當發文者在自己頁面上大肆發表可能不見得真實的內容，整個同溫層的支持與擴散，造成他人被誤解或傷害的可能性有多高？
也許你會反問，一個人在「個人的」平台提出「個人的」看法，究竟有什麼不可以？一如前面所提，只要構成霸凌，就絕對不是僅屬於個人私密的空間。然而，發文者的同溫層就真的沒有是非觀念，一定會成為擴散傷害的幫兇嗎？那倒未必，只不過這又涉及到大家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滑過順手按個讚，有時候只是表示自己有在關心對方，有時候也可能因為覺得自己是少數觀點、不想多事，而最終沒有伸出援手拯救被霸凌者。
伊莉莎白．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曾提出「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的概念，當人們覺得自己的看法偏少數時，會比較不願提出或傳播自己的看法，導致少數派的聲音就此越來越小。即使該論述在後來陸續被各種不同的角度或理論觀點批判，然而在社群媒體中確實很可能出現這樣的狀況。正因為社群朋友間的習慣支持、偶有的沉默之聲、總被定調為個人平台等諸多理由，在社群媒體中的霸凌狀況或是「躺著也中槍」就變成了一種被眾人合力完成的事件。當然，若多數人願意表達，反過來讓撰文者被聲浪掩埋，反而成為被霸凌者，那又是另一個議題的探討了。
回歸身而為人的價值，跨虛為實的守門防護
在早已進入「滑世代」一段時間的現在，文字或思想的傳播迅速且廣泛，霸凌的傷害不分虛實、年紀、性別或位階，當社群媒體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圈，上面發生的大小事就應該被正視，不論是消極的避免憾事發生，或是積極的引導走向正確道路，都不可忽略。
具體建議，我們應該回歸人與人間連結與存在的重要價值，包括道德感的強化成形、同理心的培養、或價值觀的教育建立等，不分線上或實體的空間，都應該被社會普世價值的道德規範。尤其108課綱將資訊科技與媒體列為核心素養，表示社會已意識到媒體對群體、個人影響程度日益提高，從傳遞者到接收者之間，訊息的判讀實為重要，除了擁有媒體識讀的相關技能，也更期待大眾在運用或思考媒體相關訊息時，能與道德及價值觀連結。
在未進入科技時代前，當面或口耳相傳的霸凌不可取；網路時代的現今，虛擬平台的霸凌一樣不可取。然而如同前面提及的社群媒體同溫層，即使一個讚都可能強化了被害者受傷的可能。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傳播理論中的「守門人」（gatekeeper）概念，如果新聞媒體的訊息需要把關，那麼社群媒體中該扮演守門人角色的，原本是發文者自己。當發文者本身因為抒發情緒而傷害到別人時，發文者的社群好友則應發揮守門人功能，包括導正事實或是引導向善。
這之間當然會有微妙的人際關係考量，然而若能真正在教育上落實媒體素養、牽動具道德感的普世價值，才可能讓社會在消極懲罰或被動刪文之外降低霸凌的機率，讓道德良知與人際關係不會在取捨中消失。畢竟在這全媒體的時代，若沒有道德框架的守門與教育喚起的良知，社群上的文字很容易帶來極高的傷害，就好比前人說的：「培植一個人要千句話，毀滅人只要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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