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集體記憶，在1950年代的台灣小島發生，屬於冷戰時期亞洲島鏈中共同的撲殺與整肅。從這個觀點看來，「反共」在那個特定的國際與社會背景中，其實超越了我們現在習慣以西方人權觀點出發的「轉型正義」思維。
這些年來，已經有不少創作者以詩歌、文學、電影或戲劇重新「歷史化」白色恐怖。儘管形式不同，希望在這個「後革命年代」讓閱聽者重新感受那個「民眾至上」的左派進步思想年代，卻是形象化這段歷史的初衷。也是在這樣的旅程中，《差事劇團》的戲劇創作《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再次登場，從而取得創作的新生命。
可以說，在每一個美學創作歷經的驛站或渡口，都經歷一場重新創作的歷程，看見時間彼岸在此岸留下的跡痕。有時，工整如清新的字跡，在人生的行間留下記載；有時，卻飄盪如秋日午後的飛雲，在天際漫舞；更有時，彷如一場突如其來的荒蕪，任由枯枝敗葉在時間的荒郊，無邊的蔓延。
地下黨人流亡與逃難的深刻烙印
近年來，「轉型正義｣成為引人注目的政策，固然有其鮮明的政治軌跡，在後冷戰的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清理戒嚴統治下的人權侵犯，也興起一波歷史追溯。共同記憶的復甦，在一個因消費文化蔓生、導致群眾普遍「失憶」的時代，當然意義重大。
2018年，《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以一部長達3小時的劇碼，在台灣劇場界引發一陣議論；而後，入圍第17屆台新藝術獎，在眾聲喧嘩的劇場界，以一種暗影、低聲的叩問，讓一段台灣戰後史上被刻意壓抑的白色恐怖事件，宛若殘骸般重新在世人面前現身。
年輕時候，在《人間雜誌》工作，經由陳映真老師的思想與文藝啟發，認識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故事，並有機會以各種創作形式，走進這一頁歷史。因而，近年來，我在自己的《差事劇團》重新拾起這件事，轉而將過去的創作投注於劇場上。
時間匆匆，距離最初拾起這個議題，已過了近30年歲月。為了以劇場來表現島嶼上這一頁慘痛歷史，我在電腦螢幕前書寫場景、對話，揣測當年這些人物的形象，想像她／他們如何面對一場最終以血腥收場的地下革命行動，乃至置生死於度外的種種時，腦海裡都會閃過許多畫面，並再次興起反思。
其中一個畫面是：記憶中，有一回，我去桃園三洽水山區採訪曾因白色恐怖入獄、在牢獄中度過漫漫歲月的受害者梁雲漢先生。回到辦公室後，整個思緒被那些地下黨人逃難、流亡的歷史籠罩，許多寫作的靈感也源源湧出。現在回想，將歷史重新挖掘出土的那段現場訪談，是我創作上的關鍵。就是這件採訪報告，在事隔30年後的2018年，被編導為《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登上舞台。
從時光彼岸來到此岸的殉難者們
記憶從時間的彼岸，帶著歷經沉埋、遺忘、淡漠的痕跡，在時間的此岸再次現身。這是2020秋冬交際，《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回流找尋時空河道的一種探索。劇場是當下的藝術，它讓記憶非僅停留於過去的樣貌，同時還在我們的目睹下「變身」，這「變身」在劇場中，是一種時間的回流──不是複製、不是倒帶，而是讓水流或生命回返根源，回到那個重新出發的原點，並且生產出創造性的感受。
在韓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有一句源自民間歌謠的名言，用來記憶在運動中殉難的民主烈士。這句話是這樣說的：「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
生存者不忘卻殉難者的死亡，關於死者的記憶會在戲劇的每一瞬間，變身為對於生者的召喚。因此，並非生者以戲劇召喚死者，而是死者透過戲劇「變身」，從時間彼岸來到時間的此岸。殉難者的死亡不是遠方他者的死亡或是瞻望未來的死亡，而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的記憶，是應該一直被蘊含在我們生命中的。
當初浮現在我腦海的畫面，在往後的時日裡，帶動我重新反思島嶼二戰前後的歷史，從而在亞洲殖民主義／冷戰／內戰的思辨中，展開思想與劇場表現的學習，從左翼的觀點重新看待第三世界。在這條「新冷戰延長線」上，我們是一群在後革命年代，仍然繼續思索著如何讓革命成為一種文化與社會行動參照的人。
許多年來，我在劇場上以白色恐怖作為創作題材，對於現今「轉型正義」以西方人權觀作為標竿，卻不去正視冷戰反共年代的左翼肅殺，也始終無法輕忽。這樣的我，或許恰恰自外於當前歷史中民教學的主旋律之外，但也正因如此，而有了與歷史對話的不同角度。
縱或觀點有異，卻因革命者曾以實體的存在，走過被壓迫的血腥道途，因此，記憶所堆起的千層骨骸，得以在我們面前重新現身。面對前來叩門的記憶，唯有重新檢視左翼革命當年的民眾內涵、民族脈絡，也才能重申以第三世界視野出發的人權價值。
（作者為差事劇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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