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時間7月9日，首爾市長朴元淳在家中留下遺書後外出失聯數小時，經過警方搜索，凌晨終於在青瓦台附近的北嶽山區尋獲他的遺體。警方初步研判，朴市長的身亡並沒有他殺痕跡。
這位人權律師出身、民主黨派的重量級人物突如其來的自我了斷，究竟原因為何？是什麼事情能讓這位向來形象清新、政治前途看好的三任首都市長走上絕路？
文政府自2017上任以來，接連發生了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性侵案判刑三年定讞、釜山市長吳巨敦因性騷擾而下台，此次首爾市長朴元淳自殺事件不久前，也曾遭前任市長秘書舉報他「長期性騷擾、肢體接觸、有多位受害者、傳送不適當的個人照片給女秘書。」然而調查都還尚未正式開啟，朴元淳卻已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也導致這項起訴會受到韓國的《檢察案件事務規則》第69條影響：如果接受調查的嫌疑人死亡，檢察官將以「沒有公訴權」為由，不起訴處理案件。
換言之，不論我們對於「朴元淳是因為性醜聞自殺」的推論正確於否，此事的法律程序也到此為止，不會再有後續的罪名落實了。
身為主張進步價值、性別平權的韓國左派，如果其重量級政治領袖一而再、再而三的帶頭違背自身黨派的政治理念，人民對這樣的黨的信任程度會如何演變，也不言而喻。但比起直觀暴力的推論朴市長的死就是所謂的「畏罪自殺」，其實此事該從更立體的角度剖析背後動機，進而討論韓國政壇（尤其左派）對於「價值理念」是如此堅持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以及寧可糟蹋生命也不可以連累他人的極端「韓式集體主義」。
大義大於性命的韓國人？
「感謝一生以來與我同在的所有人。我對所有人感到抱歉，也對只給家人帶來痛苦感到抱歉。請將我火葬後，把骨灰灑在父母的墳墓。大家再見！」朴元淳在遺書中這樣寫。
直到朴元淳選擇了結生命的那一刻，他依舊想著「對於他人的歉疚、給家人帶來的痛苦。」其實不論朴元淳的死因為何，唯一我們能確定的是，他心心念念，不願再為他人帶來多餘的痛苦與困擾。
朴元淳心裡明白，如果他的醜聞被證實，拖累到家人、執政黨和支持他的人民，也只是時間的問題。更何況，過去以身為人權律師、反對朴正熙獨裁政權的他長期主張進步、性別平等、普世價值，若今天恰好是因為犯下了完全相反的罪行而下台，人民又該如何繼續信任這個政黨的一言一行呢？倘若自己的死能夠為了黨、家人、支持者，將傷害停留在這裡，以死明志，似乎才是韓國政治人物「大義」的展現。
就是因為韓國左派支持進步的價值，讓他們大多對所謂「做對的事」有著超然的執著。過去的獨裁威權給左派留下了太多不公不義的委屈和壓迫，以致於從三金時代、參與政府再到現在的文在寅政府，無一不對「改革、透明、正義」的政府目標特別堅持。朴元淳的死，不禁讓人想起當初因為被控收受不法政治獻金、而同樣選擇自殺的前總統盧武鉉。明明調查也才正要展開，盧武鉉卻留下遺書寫「自己讓太多人感到辛苦」，選擇跳崖離開人世。兩人不願拖累他人而同樣在遺書中留下愧疚之情，願以「死」將傷害停留在此，其實正是韓國左派「群體主義」和「正道大於性命」的展現。
自己丟人現眼就算了，但不能連累民主
參與了在野民主化運動之後，盧律師和我一直特別注意兩件事。第一，我們自身要乾淨。我們太清楚當時獨裁政權慣用的技倆了，挖出對方逃稅、私生活不檢點等問題。自己持身不正，丟人現眼這不算什麼，弄不好會身敗名裂，還會連累民主化運動事業，所以我們小心謹慎，不做任何違背良心和正義的事情。
盧律師就像第一次投身學生運動的大學生一樣奮不顧身，激情澎湃。他覺得應該把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變成普通民眾的生活，還放棄了他本來非常喜歡的帆船運動。他討厭那種光是嘴上喊『民眾！民眾！』的偽善，自己做得純粹又徹底，努力從道德上嚴格要求自己的生活。
——節錄自文在寅《命運》。
在文在寅總統的自傳《命運》裡，用了極大的篇幅談論他與盧武鉉前總統的點點滴滴。而在描述盧武鉉和文在寅那段一同開辦律師事務所日子的文字裡，文在寅不只一次提到他和盧律師誓言要當「乾乾淨淨的律師」、「不做任何違背良心和正義的事情」。在對於盧武鉉的描述中，文在寅用一種標準的左派口吻，講述他「對於不公不義不屈不撓、相信社會可以持續進步」的理想。
這樣的政治理念直接反映在了韓國左派對於「正道」的堅持上。也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黨所堅持的正道是存在的，小我的存在也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這也是為何文在寅會在書中提及「自己持身不正、丟人現眼不算什麼，但不能連累民主化運動」：因為獨裁政權無時無刻都可能用「左派自己都無法好好謹守自己所堅持的價值，做了不義的事情。」來檢驗、追殺他們。
這樣的歷史記憶被刻入了左派政治人物的骨髓裡，他們更知道自己與群體、國家所需要的正道相比，是多麼微不足道，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才能有話語權。左派好比是把政治看作一條天堂路的苦行僧群們，即便要有所犧牲，最重要的都還是讓國家前行。也正是因為正道難行，個人的價值意外的在這美好的理想之下不值一提，進而被否定了。在大義與生命面前取捨，價值理念彷彿已是韓國左派的一種「信仰」，可是這捨命求義的過程究竟是義？非義？大道究竟是存在，還是這其實都只是人非聖賢、卻對自己期望太高的悲劇循環呢？
民主時代裡，過去的「大道」變成服從的藉口
「大道無門」是另一個韓國民主化推手金泳三前總統的人生座右銘，意思大致是指「人只要是走大道、走正道的話，就不會被門所阻擋，可以橫行無阻。」
說來諷刺的是，一生也致力於反對獨裁極權的金泳三上任之初，也主張清廉肅貪，在擔任總統的中後期卻因弊案頻傳、甚至次子金賢哲被查出收賄66億韓元而蒙上汙名。即便後期對左派政府多有批評的金泳三，其實自身也有著過去那為了對抗威權而相信「正道」存在的左派進步思想。
左派的政治理想與正義，在過去韓國的威權時代裡，就像是布袋裡的一根針，正是因為被威權的布袋給遮住了，所以形狀立體而鮮明。要突破那威權的布袋的阻礙，使得進步的思想看似合理而充滿正當性。但在民主化之後的時代裡，少了那威權的包覆，反而使得這所謂進步的思想竟變得像是時時扎向左派的刺針。
要改革、進步、清廉自持的自我要求，其實不論在韓國政壇抑或是台灣政壇都有許多結構性上的問題存在。威權的遺緒、社會家父長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的階級觀念，樣樣都讓台韓許多政治人物在尚未站穩政壇時，就必須面對許多利益的衝突。當然，諸多藉口都不能正當化任何政治人物的性騷擾、貪污等情事。但政治圈這樣的大染缸，若我們用更務實的角度去觀察，其實不難發現：並不必然是這些政治人物理想變了，又或者本著純粹的邪惡做了壞事。更多可能是因為政治人物身為各方利益的平衡者的角色，在輸送利益時面臨政黨、支持者、財閥等的互相衝突，當然也就更可能出現了貪污舞弊；政府裡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使原本主張性別平等的進步左派，也因為從權力外圍抗爭威權到進入權力核心的過程中，被權力所腐化進而濫用權力以騷擾女性、尋租作惡。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朴元淳的性騷案會讓韓國人格外的不敢置信，畢竟起初他擔任人權律師時理想、口號喊得是那麼的響亮。但他卻沒想過自己當初之所以能支持那些理想是因為當時的他不曾掌握過權力，直到成為官員以後才知道，原來這權力是如此錯綜複雜。
其實無論對於理想有怎麼樣的堅持，在面對真正掌握權力的那一刻，有多少人能不為之沈淪？即便今日不是盧武鉉、朴元淳自殺，某天某日堅持所謂進步價值卻無法自持的政治人物，也遲早會拖累整個進步黨派。人非聖賢，從安熙正、吳巨敦、朴元淳甚至是前年收賄自殺被稱為「進步政治之星」的魯會燦，哪一個不是主張進步、清廉、普世價值的？
平心而論，權力使人腐敗，真正該檢討的是為何左派「只在乎是否違反了正義」，而不是「誠實的面對自己無法自持的事實，進而活下來解決問題」。過去威權時代推動民主化的前輩所堅持的「正道」也好、「正義」也罷，在現今民主化的社會，儼然已經成為左派的負擔。因為不論如何，遭到權力腐敗的政治人物會不斷出現，黨要執行的理念，是一件遲早會破滅的承諾。過去美好的理想，已經變成現代政治人物的「服從黨的藉口」。
朴元淳的死或許停下了他人的痛苦，卻停不下韓國的痛苦
司法調查、定罪隨著朴元淳的死亡斷然終結，此案件的呼聲也多了更多「願朴市長安息」而非「清查性騷案」的聲音。朴元淳肯定是個能力出眾的政治人物，甚至可能是下屆總統大選的黑馬人選。他現在的死看似是犧牲奉獻的極端止損做法，但受性騷的受害者、製造出的韓國社會分裂卻只會更加痛苦。
韓國人骨子裡那「悲劇循環的基因」，刻印在他們為群體奉獻的極端傾向裡。倘若為了群體、國家、家族利益而否定個人，是可以被肯定的價值的話，被騷擾的下屬、失親的家屬的傷口，不但永遠不能癒合，反而被停在永無止盡的失血狀態。面對自己無法自持的理念價值時，韓國人的觀念有這樣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群體主義思想，進而導致諸如自殺等極端的行為出現。這樣的「止損」行為，雖然能在一時讓黨、人民、家人的拖累消失，但這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政治文化只要一日不改變，同樣的事情只會不斷循環、發生。面對一個不斷流血的傷口，若只試圖止血、卻不曾嘗試真正治療，又怎麼可能會結痂重生新的血肉呢？
「人活著或許不代表改變的可能，但死了就真的不可能改變些什麼了。」
（作者為台灣韓國情報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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