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五大道的7號線地鐵站走出來，紐約市立圖書館矗立在旁。緊鄰這個電影《明天過後》中的著名場景，是一路從時代廣場通往聯合國總部的第42街。在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除了原本震耳欲聾的地鐵聲、綠地與高樓比鄰的布萊恩公園，更因為高度維安封街造成交通堵塞，讓紐約街頭奏著喇叭與警笛交織的奏鳴曲。
西裝筆挺、身上掛著淡藍色「D」字（delegate）識別證的駐聯合國外交人員與我擦肩而過。路上不時有代表團車隊在警車導引下向聯合國駛去。街頭隨處可見戴著耳機的特勤人員，在各個知名飯店門口戒備。
9月20日星期五，全球數百萬人共同響應氣候罷課活動，紐約學生也走上街頭。媽媽帶著小朋友、學生們拿著自製的標語海報，一起走上街頭向各國政府大喊：「我們現在就要你們有積極的作為！」站在遊行的隊伍裡，我拿相機記錄著一張張手繪的海報。看著這些年輕學子，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在雙城記裡寫的：「這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我們都知道氣候變遷很重要，但多少人願意為此付出？
3天後，在聯合國召開的氣候高峰會上，16歲的瑞典少女格雷塔．桑伯格發表了令人震撼並發人深省的演說。如她所說，她應該坐在教室上課，而不應該到幾千公里外的紐約。
從二次工業革命後，以經濟為導向的全球發展，加上政治與人性的交織，讓人類對地球所造成的衝擊越陷越深。大家似乎對於每年一次聯合國大會期間的宣誓性活動習以為常，但更習慣的是，從1992年的UNFCCC到2015年的巴黎協議，所有人都知道問題嚴重、所有人都知道應該有所行動、所有人都知道目前的進展無法有效的達成目標，但我們仍是處於「開會討論、各自表述」的階段。自訂目標的巴黎協議，並無法達成IPCC所建議的氣候目標，直到這位16歲的女孩，成功引起全球的目光。
然而，政治人物會因此放棄石油財閥的捐款嗎？各國會願意嚴格訂出2050零排放的目標嗎？全球會願意課徵統一的碳稅，並對不合作國家採取高額稅率懲罰？先進國家會願意對落後受衝擊最嚴重的國家大方伸出援手？
很遺憾的，如果你問來紐約與會的官員與民間組織，我想大多數人可能都語帶保留並略顯無奈。每個崗位都有相對應的挑戰與困難，但各級政府官員在權衡經濟利益與長遠人類的發展時，我們並不具備這位16歲女孩的勇氣，去面對既有的挑戰，勇於拒絕遊說、勇於說服人民、勇於承擔這個時代的責任，去做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決策。雖然大會期間仍有正面進展，包含俄羅斯加入國家自訂減碳目標的行列，以及許多政府民間的具體成果，但全球仍需投入更多的努力。
我們需要更多願為長遠目標犧牲個人利益的政治家
高峰會結束後，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與教授一同用午餐。這位我非常尊敬的法國教授曾經是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左右手，現已從聯合國退休。她不僅是少數第一線參與安理會維和工作的女性官員，更曾陪同安南秘書長飛遍全世界，進行會員國訪問。席間我們聊到瑞典女孩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教授便即跟我分享了一段小故事。
在前秘書長安南辭世的前幾天，他們通了電話。安南跟她說：「我們永遠不會太年輕而無法領導，也永遠不會太老而無法學習。」（We're never too young to lead, and we're never too old to learn.）或許這也是這個時代的縮影，以及我們應自我期許的方向。
回台灣的班機，午夜從紐約甘迺迪機場起飛。在35,000英尺的高空，我想起上課時這位法國教授曾提過她十分敬佩的前德國總理柯爾。柯爾的任期長達16年，在執政後期大力支持歐盟。即使他知道支持歐盟的代價會是丟掉總理的位置，卻仍將歐洲的利益放在自身仕途之前，為歐盟一體化作出了重大貢獻，最後果然也因此下台。
這個時代，或許也需要更多願意為達成長遠目標，而犧牲個人利益的政治家。要不一轉眼，年底即將在智利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又到了，結果會有所不同嗎？
（作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