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
演員：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吳燕姿、林嘉均、許金財、徐詣帆
本片改編自導演勒嘎‧舒米的母親復育梯田的故事。勒嘎‧舒米花了兩年多拍攝《海稻米的願望》這部紀錄片，從小在台南長大的他，直到退伍後才回到花蓮港口部落，他不只是紀錄母親的生命故事，更用鏡頭尋找自我。另一位導演鄭有傑看完《海稻米的願望》後十分感動，希望與勒嘎‧舒米合作完成《太陽的孩子》。
為自我族群發聲
與其他原住民為題材的電影相較，《太陽的孩子》是原住民賦權的良好範例，除了故事來自勒嘎‧舒米的生活，更能加入他以及族群的觀點。
在《找回自己的名字──專訪〈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勒嘎．舒米》一文中，鄭有傑提到，他知道自己無法獨自完成這部影片，擔心自己帶有的漢人觀點無法做出良好詮釋。在本片，鄭有傑搭了一個良好的敘事架構，而勒嘎‧舒米則將真實的生活內容一一填充進去。
映後的座談會上，一個阿美族青年邊哭邊說，「我也是Amis，今天我帶我的爸媽一起來了。」全場為之動容。而其他在花蓮長大的觀影人也紛紛舉手表達對片中產生極大的認同。無論族裔，在《太陽的孩子》中，看到的是台灣人共同面臨的生活問題、土地拆遷、傳統文化的流失等等。勒嘎‧舒米說，就算只有感動一個人，他都希望這部片被看到。
傳承與再生
土地上插著刺眼的紅色售字，配上雜草蔓生的土壤，地一塊一塊地被賣掉，蓋成豪華農舍、私人別墅、炒地皮，是台灣目前面臨的狀況。
當地樁狠狠地打進阿姨的土地時，如同在她身上打了一槍，而後續政府卻以颱風將土地登記吹走了，這樣荒謬可笑的理由作為回應。有些時候，政府沒有保護人民、也沒有為人民服務，反而，以公權力奪走了他們剩下些許的資源。
當怪手無情地破壞結實纍纍的稻田，這時電影院裡早已泣不成聲，老人們一再問著後輩，「你的家在哪裡？」與電影《愛琳娜》類似的是，同樣描述的是土地問題，同樣是小老百姓對上公權力，Nakaw用小小身軀使勁大喊著「說話不算話的大人滾回去」的視覺更是衝擊。承諾在建商與政府面前是可以遺忘的，但卻可能是一個農民最後的希望。（延伸閱讀：愛琳娜－台灣草根力量的展現）
「地賣了就再也要回不來了」，女主角Panay的父親這麼說著，祖先的土地不能被當成貨品被販售，但是當阿公面臨龐大的醫藥費，Nakaw私下將地契拿給仲介劉聖雄，想換取金錢救阿公。Nakaw不了解土地背後的意涵以及對阿公的意義，劇中這些地方想表達長期在台北工作的Panay沒辦法付出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文化的斷層與世代的差異由此產生。
文化是變動的，現代生活中也無法恢復所有過去的傳統文化，但是精神傳承是必須要做的。土地只是一個媒介，如何傳承土地背後的意涵，活化再生也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偏鄉資源落差
《太陽的孩子》呈現了偏鄉會遇到的許多問題，像是醫療資源的缺乏，阿公昏倒卻沒有醫生可以醫治，只能花上更多的時間轉院；就業機會少，年輕人口大量外移，剩下的多是老人與孩子，於是當大財團說要蓋飯店、遊樂園，增加當地工作機會，總會引起正反兩方聲音，增加當地經濟收入還是保存土地成為難題；而面對教育資源不足，就像影片最後，Nakaw申請到了台北的國中，讓她可以培養田徑能力，可是為何要一個孩子離開家鄉上學？
醫療、就業、教育都是人們生活基本需求，但這些卻是偏鄉缺少的。
找回自己的名字
「部落之光」四個字，是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像原住民得來的。其實，我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叫做Panay，它是稻穗的意思。所以，大家好，我叫Panay。
這是整部影片中，最讓我感動的地方。原住民在漢人統治下，被莫名地賦予漢姓、過著漢人的節日，甚至是接受漢人史觀的教材，自我就一點一滴慢慢地消失。在幕後紀實中，勒嘎‧舒米的母親舒米．如妮說，她很感動兒子恢復族名，因為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鄭有傑說，影片取名太陽的孩子，是希望所有生活在太陽底下的人，都可以大聲地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名字。這件事在主流社會裡看起來十分容易，但在少數族群中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當每一個外籍勞工都被雇主簡稱為Mary，當原住民被強加無關的漢姓，自我的認同也會隨之改變。
就像在片中的劉聖雄，他就是迷失的一群的代表，數次搬遷與現代價值觀等的影響，他對港口部落雖然有著濃烈的情感和參與感，但仍被視為對立的一方，是幫建商做事的人，於是當抗爭時，他急迫地說「我也是你們的人」，想捍衛這些土地，卻被族人抗拒在外。
當一個人意識到這社會的不公義或不合理，而能進一步作出行動和集結群眾的力量，就有改變的可能。片中有別於《海稻米的願望》，用一個在現代生活中長大的孩子Nakaw的視角說故事，描述她對成人世界的衝擊和認同的混亂，對孩子來說更容易進入影片，鄭有傑說，「我希望讓更多孩子看到這部電影，」在他們心中種下一顆意識的種子。
（作者為台灣大學新聞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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