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讀到好鄰居協會資深專員黃凱琳發表於獨立評論的文章，其中反思「韌性」的意涵。韌性不只針對天災人禍的準備及應變，而能進一步勾勒出發生災難數年後生活中對於韌性的想像，也暗示在災變後「發展工作」的重要性。
在筆者十數年的人道援助經驗裡，無論是緊急救援（Emergency Relief）中的災難回應，或發展（Development）工作中解決系統性問題的計劃與執行，「韌性」通常不是成效評估標的，而其中最大的爭議在於定義的分歧：「韌性」是一種能力、或是一個過程？在災難回應方案中，如何規劃「確切的指標」以述說回應行動是否真的建立韌性，成為最大的爭論點。
關於「韌性」的構築，大部分的人道危機回應，需要針對服務群眾在資源與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進行跨領域合作。援助單位得經由當地政府或是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整合資源與服務，而效能發揮與否，端賴政府與機構間合作機制的建構與執行，單一機構較難設計以韌性為目標的回應計畫。再者，韌性也需要時間累積，當下的應變能力是韌性的一環，但隨著時間流逝，天災人禍再次襲來，人們是否有能力再次重建或復元的生活中面對衝擊，才是檢驗韌性的時刻。
大多人道救援行動在短期的災情告一段落後，即轉交給當地政府與援助機構，聯手協助災民重拾生活秩序，甚至構築新的生活。然而近 20 年來，因戰亂衝突產生的人道危機往往牽扯到國內外政治各方角力影響，遲遲無法結束，像是敘利亞、南蘇丹等地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們，平均得花上超過 10 年的時間，才有可能重返家園。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難民被迫在異鄉重建生活。災難發生的前期，靠著收容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難民或許能得到安置，甚至可能獲得比母國更好的環境條件；然而當人道危機延續多年、來自各方的資源逐漸減少時，受災民眾所建立的是「韌性」還是「依賴」，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存。
相較於災難應變，延續型的人道危機（Protracted Humanitarian Crisis）因為時間拉長，更考驗在服務群體中社會支持系統的建立及運作。因此在探討韌性時，這樣的情境能提供身為已開發國家且建置社會保護機制的台灣相關方法論參考，而筆者研究的烏干達畢迪畢迪定居點（Bidibidi Settlement，Uganda），則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實際案例。
延續型人道危機中脆弱的韌性
2016 年，南蘇丹再次因政治鬥爭而引爆內戰，造成該國逾 200 萬國民流離失所，其中約半數逃往鄰國烏干達。距離兩國邊界不遠的畢迪畢迪定居點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截至 2026 年 6 月，仍有超過 20 萬南蘇丹人居住於此地。
當大量難民湧入烏干達時，聯合國難民署即與烏干達政府合作。一方面整合國際資源，一方面執行備受稱頌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Door Policy）以保障難民移動及工作權益。因此，當南蘇丹人來到烏干達，聯合國會賦予他們難民身分，政府以家戶為單位劃出居住區域（Plot），並提供建築材料與作物種子。難民棲身的茅屋在幾天內便可完工，同時也可開始進行農作，再加上可以從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獲得糧食配給，分量充足甚至有餘，可換取金錢或其他生活用品，儼然成為難民主要的生計來源。
另一方面，各個人道援助機構進駐建立取水點、學校、教堂與衛生所，難民代表與當地政府也並肩維護安全與災民的心理健康，涵蓋各層面的社會支持網絡逐漸完整。走進此地的人大多會為映入眼簾的畫面與「難民營」印象相去甚遠而驚嘆。這裡從荒野搖身一變，成為 20 多萬難民生活的所在。
南蘇丹難民回想起逃到烏干達的頭幾年，多半很感謝烏干達政府與援助機構，讓他們得以在一個沒有槍聲的地方平安展開新生活，孩子們還獲得在母國無法擁有的教育機會，未來因此產生不一樣的盼望。而烏干達政府官員每每在各難民相關節日或相關報導中也驕傲地說，「政府提供住屋、耕地、種子與各種人權保障，只要難民們『努力勤奮的工作』，那他們便能擁有嶄新的人生！」彷彿政府已成功建立起讓南蘇丹難民自給自足、憑藉雙手便可重新開始的環境，以及挑戰新生活的韌性。
而過去這段時間，南蘇丹難民也在國際援助下，撐過了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他們的韌性似乎在畢迪畢迪定居點的發展中慢慢顯露。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從此就能平靜安穩地等待返國時刻到來。
時間流逝，隨著新冠疫情趨緩，各國解除防疫規範，世界卻紛擾不斷、衝突四起，全球人道援助的資源被分散，南蘇丹難民也慢慢消失在大眾視野中。然而，因故國動盪未歇無法返家的難民，流離失所的時間持續延長，面對人道援助機構逐漸撤離與每況愈下的外部資源投入，南蘇丹人以援助建立的「日常」（Normalcy）開始崩裂。
特別是當世界糧食計畫署從 2023 年開始，根據家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與自立（Self-reliance）程度降低糧食分配的份量。換句話說，經過評估後，愈有韌性的家庭，領取到的補助愈少。這看似合乎邏輯，但據統計，超過 86% 的難民家庭糧食補助只剩下原有份量的 30% ，甚至不能領取；其他 14% 最弱勢的家庭，拿到的糧食也只剩下原有補助的 60%。民怨四起，各種兒少安全危機也隨之提高，難民走投無路而結束性命的案例亦時有所聞。顯然，那些立意良善的政策與權利保障的法案，在自然環境限制、與當地原住民資源爭奪的景況中（定居點的環境主要是岩石與荒地），難以有效使難民溫飽。
當筆者與當地服務難民許久的臨床心理師討論韌性時，他說：「的確，從難民在畢迪畢迪的生活軌跡來看，他們的韌性有被建立起來，不過，這主要是建立在援助之上，一種脆弱（fragile）的韌性！」
「沒有外部資源就沒有韌性，那不就是沒有韌性嗎？」筆者心中如此想著。這些家庭的自立，並非靠著穩定的生計發展，只是經由政策評估後，被貼上「較有韌性」的標籤。
經歷風雨而生出的台灣韌性
筆者在人道援助機構服務的期間，年復一年看見國內夥伴們忙著防災備災、回應天災造成的損失，及陪伴災民度過災後復元期。2017 年，筆者也親身走入當年八八風災損失慘重、位於台東太麻里溪畔的嘉蘭村，研究兒童遭遇天災後的心理復原歷程。當時我在離開前突然遭遇颱風、被迫留村安置，卻在此次風雨過後，看見了韌性的模樣。
在田野調查的最後幾天，筆者還慶幸待在夏日台東的兩個月沒有遇到颱風侵襲，卻在離開前收到尼莎與海棠雙颱接連來襲的警報，打亂了原本北返的行程；同時，此警報也啟動嘉蘭村的災難回應機制：協助防災的機構與村中應變中心立即啟動，盤點物資、通訊設備及避難所。颱風將登陸前，巡守隊員在雨中穿梭，提醒村民做好防颱準備，教會牧者也立即通知筆者若要撤離，就前往他們的教會避難。
進入颱風影響範圍的嘉蘭村，雨勢如預期般地逐漸增強，應變中心開始廣播，通知山邊居民進行撤離、也告知聯外道路已經封閉。已有心理準備的我也依照規劃前往教會避難。夜裡，颱風席捲嘉蘭，隔著屋簷都可明顯感受到風強雨驟，在暴雨接連不斷敲擊屋頂的聲音中，只能邊祈禱邊慶幸自己可以經歷全程被回應機制接住的「安心感」。
在風雨漸歇、警報解除後，我跟著教會牧者與村裡的孩子們整理颱風侵襲後的家園，所幸除了大量的斷枝四散道路外，村子房屋及耕地沒有太大的損害，村民連同清潔隊員全部動起來一同整理環境。颱風過後的太麻里溪水量湍急，沿著河道出海，筆者不禁想像八八風災時，同一條溪流中到底有多大的水，才能將村落地基沖垮並捲走一切房屋財物？如今事過境遷，留下的不只有卡在河道的建物殘骸，還有親身經歷災難後，嘉蘭村將創傷的集體記憶轉化為「重視防備災的心態」與「紮實的行動」，讓部落、巡守隊與政府攜手編織強力保護網，才能渡過此後一次次的風雨。
村子開始復元的隔天，便是離開的早晨，筆者特地前往田調期間多有叨擾的早餐店內話別。早上 8 時許，店內已人聲鼎沸，村民聊天吃早餐、準備開始新的一天。雙颱侵襲像是週末的插曲，結束後熟悉的排灣民謠再次於山谷中迴盪。當車窗景物慢慢轉移，筆者腦海中浮現八八風災的景況、連結寄居村中時所觀察的點滴，在親身體驗嘉蘭村防備災工作後，最終畫面停在早餐店人們即將開啟熟悉的日常。這些在時間流逝中所刻劃的歷程，勾勒出韌性從「嘉蘭經驗」中長出來的樣貌。
發展工作中，以「自立」（Self-Reliance）為導向的成果追尋
「若『受助者』一直把自己當成『受助者』，那麼他們不可能自立，韌性也不會產生。」這是踏入人道援助領域時，一位完整參與從八八風災回應行動到建立永久屋及生活重建歷程的前輩，給筆者的啟發。
聯合國難民署 2005 將「自立」定義為：「自立是指個人、家庭或社群以永續（sustainable）且具尊嚴的方式，滿足其基本需求（包括保護、食物、水、住所、人身安全、健康和教育）的社會與經濟能力。」要幫助服務對象能夠自立，「充權」（Empowerment）是必經的過程，也同時是緊急救援與發展工作裡常見的理論根據。然而，在救援中，因為時間與資源限制，主要任務更是幫助服務對象「存活」，而非最終能夠自立。因此發展與救援方案活動設計邏輯不同。長久以來，人道援助工作中的災難回應與發展團隊各有各的工作模式，鮮少交流。
是故，在畢迪畢迪定居點中，儘管團隊總是透過不同活動充權與培力難民，使他們居有定所、有水有糧、組織福祉委員會並建立安全網，以保障難民權益及關懷婦女兒童的人身安全，但一直以來皆以「緊急救援」的方在服務難民。其實要讓他們能夠自立，不僅只是行政程序的確認，還需要發展工作以連接市場、保障工作權益等等，才能達成生計的永續性。少了這部分讓難民往自立方向前進，他們還是得依靠外部資源去建立韌性。
回看台灣，嘉蘭村在因應天然災害時，已然是個自立的模範。當災難警報一響，便有村民組織的巡守隊連同政府及援助機構，主導預防、減災及災後復元；巡守隊員們也常常到各研討會或者其他部落，分享交流防備災的經驗，之後再運用於嘉蘭村的工作中，使防災韌性能繼續提升。
先前提到韌性需要從服務對象的生活不同層面慢慢建構，嘉蘭村的災後重建計畫中不僅有永久屋，還有生計方案──社區烘焙坊──協助受風災影響的村民能多一份收入以穩定經濟狀況。不過，當時間拉長，同樣是在嘉蘭村，防備災與經濟發展走向兩條不同的道路。
烘焙坊剛成立頭一兩年，靠著宣傳及口碑，結合在地農作物的產品熱銷全國；然而，在筆者駐村時，烘焙坊已經接近停擺，僅有少數零星的訂單。與機構社工討論此事時，得知輔導原民生計方案的社工們也曾努力為產品找尋通路並培力村民，做出有競爭力的產品，但收益卻沒有辦法讓他們維持家計。村民無法專職處理烘焙坊的營運，加上沒有穩定的訂單，人力與收益陷入雙雙下降的惡性循環。
筆者與推動此計畫的其中一位村中長輩對談，營運問題卻被歸因於外部環境：「政府限制中國遊客來訪，讓來嘉蘭的旅客人數大幅減少！」筆者聽聞也只能想，烘焙坊的維持竟還是得靠外部輔導、並依賴單一通路，也難怪在能夠自主營業前就幾乎解散，得將器材挪作他用。這並不是讓案家經濟永續的做法。
筆者在畢迪畢迪發現「沒有發展工作中尋求的自立，韌性就只是建立在援助之上的假象」；而嘉蘭村的災後重建經驗顯示，儘管有輔導及培力，烘焙坊停留在「能力形成與實際運用」的階段；社區防備災卻能進一步走向「能力內化、持續實踐、學習調整與累積」，因此逐漸形成社區的韌性。是故，即使在同一社區、同樣的災後脈絡下，不同的工作方法決定村民能不能自主的運作，結果可以完全不同。
前往韌性台灣的路上
在外部資源日益減少的情況下，烏干達政府、聯合國難民署與各非政府組織合作， 於 2024 年啟動新的難民回應方針，希望在各難民定居點中整合人道援助與發展工作，期盼難民可以逐漸達成自立，進一步期盼韌性能夠因此而生。
走過許多不同的地方，筆者常說台灣是相當「奢侈」的國家。從 70 年代開始經濟起飛，讓台灣從需要依靠外國援助重建社會經濟、到有能力提供資源援助他國，每當世界各地有嚴重天災人禍發生，台灣人民都會動員起來，將以善心匯集成的資源送往世界每一個需要的角落，告訴世界「Taiwan CAN Help」。在國內就更不用說，災後的台灣總是不乏熱血無私的付出，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資源大量湧入災區，還得特別為物資進行管理措施。
針對人民福祉的保障，我們有相對完整且可及性超高的醫療體系及社會安全網，其中大量的專業人員──醫生、護理師、社工與心理師等，都在服務我們的國民、照顧人們生活各個層面。但目前類似社會福利式的援助做法，究竟最終是使服務對象生出自主權，還是更加依賴呢？
台灣絕對有人力與資源，學習世界上各種值得借鏡的制度、措施及做法，充權服務對象，讓他們學習、增能，以因應災害及進行災後復元重建。然而，我們的作法多半不以自立為導向，充權也僅止於形式上的幫助，當人們再次面臨危機，依舊會被動等待政府的照顧與外部的援助。
筆者認為，人道援助是一種「努力消滅自己工作」的職業。當我們盡力幫助的服務對象在他們身處的場域自立，援助機構包含社福組織就應該瀟灑離去、轉往下一個需要幫助的地方；而政府也應從主要指導與執行的角色，變成社會系統建置與維護者，讓在地組織及當地社群不僅只配合執行援助或社會福利方案，更是成為主導者以掌握永續生活的主權。如此一來，韌性將慢慢地在社會中長成，且隨時間越發堅韌。
（作者為瑪格麗特皇后大學全球健康與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世界展望會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顧問、前台灣世界展望會人道危機回應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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