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了這麼多年少子化，可能沒有想到，比少子化更快逼近教育現場的另一個問題，是「少師化」。
115 學年度開學前，教育部公布，全國公立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師實際開缺 6,464 名，錄取 5,676 人；截至 8 月 25 日，仍有 614 名代理教師職缺尚待聘用，其中國小 211 名、國中 403 名。教育部換算整體師資整備率仍達 99.58%，但在少子化持續多年之後，部分學校仍出現職缺招不到人的情況，已經值得警覺。
為什麼孩子愈來愈少，人卻沒有因此變得更好找？原因當然不會只有一個。薪資待遇、年金、行政負擔、城鄉差距、工作壓力，都可能影響一個人願不願意進入教育現場。真正值得擔心的，或許不只是今年少了多少老師，而是「沒有人願意來、來了也不一定願意留下」的現象，會不會一路從國中小往更低年齡的教育與照顧現場蔓延。
其實，類似的人才警訊，在幼兒園與托嬰中心並不陌生。尤其托嬰中心照顧的是 0～3 歲嬰幼兒，工作除了教育，更包含大量身體照顧與情緒安撫，責任不比其他教育階段輕。這幾年隨著兒少事件受到高度關注，第一線除了照顧壓力，還要面對申訴、調查、法律與輿論風險。
中華民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南區徐副總會長曾形容托嬰中心的處境：「托育人員明明領著賣麵粉的錢，卻頂著賣白粉的風險」，說出了不少托育現場的感受：薪資待遇未必跟得上責任。一旦發生爭議，面對的可能是行政調查、監視器逐格檢視、社會輿論抨擊甚至法律責任。教育與照顧工作，也因此愈來愈像是一種「高風險、低尊嚴」的職業。
真正的不當對待當然應該被發現、被調查，也必須負起責任。孩子年齡愈小，愈難完整替自己表達，申訴與調查機制本來就有存在的必要。問題從來不是「不能申訴」，而是當合理監督逐漸走向凡事先懷疑，當老師與托育人員除了想著怎麼教、怎麼顧，還得不斷擔心自己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會不會被誤解，工作風險自然也會成為一個人決定要不要進來、要不要留下的考量。
少師化不會停在國中小，也會延伸到幼教托育
如果把今年國中小的缺師現象往下看，就會發現這個問題可能比「學校找不到老師」更值得警覺。因為孩子年齡愈小，教育工作中的「照顧」成分愈高，對人的依賴也愈深。
國高中生大多已能自行處理基本生活需求，國小孩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活自理能力；但到了幼兒園，尤其托嬰中心，需要的已經不只是「教」，而是大量且密集的「照顧」。餵奶、拍嗝、換尿布、餵食、清潔、安撫、抱孩子入睡……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人。孩子愈小，愈需要大人靠近他、觀察他，從哭聲、表情與動作去理解他的需求。
這樣的人才警訊，其實早有跡可循。王俐文 2022 年於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完成的碩士論文〈托嬰中心不同角色人員對不當對待之覺察與防範策略探究〉，研究主題雖是不當對待的覺察與防範，卻從訪談中看見了托育現場另一個根本問題：人力不足與人才供給，可能直接影響照顧品質與組織管理。
研究當時已指出，在政策面，廣設公托與調降師生比帶來人才需求增加；在人力不足下，甚至可能出現負責人全能代職、應專任而未專任，以及「退而求其次有資格就用」的現象。受訪者也直接說出困境：因為人力必須無縫銜接，即使希望讓不適合的人員離開，也可能因為「走了我們就會被認定師生比不足」，而無法立即處理。當專業人才供不應求，中心不只難以及時補人，連尋找真正適合人選的時間都可能被壓縮。
4年後回頭看，這個警訊仍然存在，而且問題已經不只是「有沒有缺人」，而是連可以選擇的對象，都愈來愈少。
要增加公托，但負責照顧的人從哪裡來？
這些年政府投入大量公帑增加公共托育，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持續增加。方向並沒有錯，家長需要平價、可近而且安心的托育服務，許多地區的公托長期候補、一位難求，政府自然會想增加供給。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把「托育供給」想得太簡單了？
一間托嬰中心可以用預算蓋起來，桌椅、床鋪與設備可以採購，核定名額也可以增加，可是托育人員不是中心蓋完之後就會自己出現。每開一間公托，需要的人從哪裡來？
官方統計顯示，截至 2024 年底，全國托嬰中心實際收托 0～3 歲兒童 55,688 人，同年底共有 15,180 名托育人員。政府近年又持續鼓勵托嬰中心降低照顧比，從 1：5 朝 1：4 前進。降低照顧比有助減輕第一線負荷，但也意味著相同收托人數需要更多人力。
然而，目前官方雖然可以查到托嬰中心數、實際收托人數與專業人員數，也有核定收托量等相關統計，卻很難找到像國中小教師一樣，定期公開而清楚的「全國托育人力缺額」。現有公開資料也不足以直接推算一個精確的全國缺口。問題就在這裡：既然「人」決定一個核定名額能不能真正變成家長用得到的托育名額，托育人力缺口就不應該成為政策統計裡看不見的數字。
國中小還缺 614 名代理教師，我們可以知道；全國托嬰中心究竟還缺多少托育人員，卻沒有一個同樣清楚的答案。更值得注意的是，衛福部在推動托育人員「先用後訓」相關措施時，自己就曾指出托嬰中心有「托育人員難覓、請假、留職停薪等情形出缺」，政策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儘速補足第一線托育人員」。既然主管機關知道人難找，就更應該把「托育人力量能」與「托育收托量能」一起公布、一起檢視。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整體托育人才沒有同步增加，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持續擴張，新增的機構究竟是在增加整體托育量能？還是讓公設民營、準公共與一般私立托嬰中心，在原本已經缺人的市場裡競逐同一批人？如果有限的人力只是從 A 移到 B，帳面上的公托據點增加了，整個社會真正增加的托育量能又有多少？這筆帳，政府應該算給家長看。
當願意做的人愈來愈少，托育品質也岌岌可危
人才荒最後影響的不只是「量」，還會碰到「質」。近年政府透過年資級距提高部分托育人員薪資，希望增加留任，方向值得肯定。長期留在第一線的人，本來就應得到更好的待遇，但年資代表的是經驗累積，並不能直接等同專業能力。
前述研究當年就已指出，只依資格、證照與學歷區分專業能力，並不足以持續推動專業能力成長，更應重視不同階段所需要的資源、訓練與實務支持。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年資：年資值得肯定，但不能成為衡量專業的唯一尺度。
真正健康的托育人才環境，應該讓有能力、願意學習、真正適任的人得到更好的待遇與發展；對需要改善的人提供輔導與訓練；對確實不適任的人，也要保有可以替換的空間。可是當整個市場缺人到「有人就好」，中心還剩多少選人的餘裕？
前述研究也記錄到，在機構已察覺人員可能不適任、但尚未完成主管機關調查認定與列管之前，仍可能存在人員轉往其他托育場域任職的風險。這並不是指已經主管機關正式認定、裁罰並列管的不適任人員仍可繼續任職，而是反映從機構發現問題，到政府完成調查、認定與列管之間，可能存在資訊與時間上的落差。
所以，托育人才政策不能只談「補人」或「留人」。真正要解決的是，如何讓適合的人進得來、專業的人留得住、需要協助的人能夠被培育，而真正不適任的人也有被汰換的空間。當一個行業缺人缺到沒有選擇，失去的不只是人數，而是汰劣換優的能力。
選舉年，不要再只比「誰開的公托多」
2026 年適逢地方選舉。接下來各地縣市長與議員候選人的托育政見中，「增加公托」、「廣設公托」、「增加公共托育名額」仍很可能成為主要訴求。因為這樣的政績最容易量化：據點可以計算、名額可以累加，開幕也看得到。
但下一階段真正值得比較的，不應該只是哪個縣市開的公托最多，而是誰真正把托育人才留下來。公托當然可以繼續增加，但「開多少間」不能再成為托育政策最主要的成績單。地方政府更應該公布另一套可以被檢驗的數字：新增多少托育人才？目前缺額多少？離職與留任情況如何？有多少核定名額因人力不足而無法開出？又投入多少資源在新人培育、在職訓練與專業支持？
人才待遇也不應只看年資，而應逐步建立專業職涯階梯，讓能力、責任、持續進修與專業成長反映在薪資與發展上。要解決人才荒，不能只是把人找進來，而是入口要有彈性、訓練要跟上，留下來的人也要看得到未來。真正需要的不是降低專業，而是讓一個願意投入的人，有機會從「符合資格」一路成長為真正的專業人才。
AI 時代，更應該把人留下來
今天全世界都在投入 AI，許多工作開始思考自動化，但教育與照顧恰恰提醒我們，有些工作可以被科技協助，卻很難被科技完全取代。AI 可以協助老師與托育人員整理紀錄、處理行政、備課與設計教材，那就讓 AI 去做 AI 擅長的事，把人的時間還給孩子。
因為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有人把奶泡好，而是有人知道他今天為什麼喝不下；不是有人記錄他哭了多久，而是有人理解什麼時候該抱抱他。公托的建築物不會照顧孩子，床位不會照顧孩子，監視器不會照顧孩子，AI 也不能完全取代那雙真正抱起孩子的手。
今年開學的缺師數字真正值得擔心的，因此不只是這學期的課表排不排得出來，而是它提醒了我們：少子化之後，下一個必須面對的可能就是少師化，而托育現場的人才荒其實早已經發生。保護孩子與留住適任的教育、照顧工作者，本來就應該同時做到。我們不能一邊高喊少子化是國安危機，一邊讓願意照顧下一代的人承受愈來愈高的職業風險；也不能一邊大量編列預算增加公托，一邊沒有認真回答最基本的問題：人，夠嗎？
少子化，是孩子愈來愈少；少師化，卻是願意陪著這些孩子長大的人，也可能愈來愈少。請不要等到孩子生了、教室蓋了、公托也開了，才發現最後真正缺的，不是一張床位，而是那個願意走進來、把孩子照顧好、把孩子教好，而且願意留下來的人。
（作者為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全齡關照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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