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坐進台灣的教室時，我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開始重新思考「上課」這件事情。
對於一名高中生而言，教室原本應是學習學術知識的地方。然而，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學習的經驗讓我發現：同樣是一間教室，不同的教育環境可能讓學生面對問題時產生不同的思考方式：什麼問題可以被提出？什麼意見可以公開討論？當自己的想法與他人不同時，又應該如何表達？
從喊出「勞動最光榮」到追求民主自由
這些問題並不是我一開始就會思考的。在我國小時，我也和其他中國同學一樣加入少先隊，每當校園大掃除時，我總會與周圍的同學一同喊出「勞動最光榮」的口號。我在初中時，也曾想過加入共青團，成為一名「『光榮』的紅色青年」。在我求學的歷程中，部分課程總是有著鮮明的愛國色彩，課堂上會將資本主義劃分為剝削人民的勢力，一邊貶低美國，一邊宣揚愛國主義。這些教育內容反覆出現在我的校園生活中，逐漸影響了我對國家、社會與公共議題的最初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我與身邊同學對國家、社會與公共議題的早期理解。
可是就在一次偶然的轉機下，我發生了蛻變。我還記得那是我國三升學考完後的日子，迎來了久違的暑假，因為我母親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新住民的關係，我們一家決定回老家探親。在這次的探親裡，為了能夠更好地融入當地環境，我下載並註冊了 YouTube。起初，我只是把它當成觀看娛樂影片的工具，並沒有想到這個看似普通的改變，會影響我後來理解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方式。隨著我看的內容越來越多元，不久後，我發現我喜歡的內容集中在政治與經濟領域，我好奇為什麼會產生社會運動？這是我在中國大陸沒見過的事情。
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就像是墜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中，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訊息，什麼是虛假的內容。
隨著想法轉變，我開始嚮往民主自由的生活，因為我關注的面向與大部分的中國大陸學生都不同，所以我常常因找不到同學交流我的思想而苦惱。不久後，我結交了一名共青團團員，並成為了摯友。他的思想還算開放，所以我提出的觀點他部分贊同；也許是我的想法影響了他，他也逐漸走向理性派，並在變理性的同時帶動了他們寢室思想的改變。於是，我們開始頻繁討論政治、社會與校園議題，也因此逐漸形成了一個可以交換不同觀點的小型討論圈。
這件事情本來是不會被學校發現的，是因為我想發起學生運動而被曝光。當時學校主任在缺乏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肆意搜查學生寢室，學生根本沒有任何隱私。同學們深感不滿。我和好友們認為校方無權以「安全檢查」的名義隨意翻動我們的私人置物空間，這已涉及學生隱私、財產與人格尊嚴等權益，也讓我們開始思考：校園管理的必要性，究竟應該如何與學生權利取得平衡？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帶頭組織，決定向學校發出律師函，並代表部分學生與學校多次會談，同步製作問卷進行調查。這份問卷雖然最後只有十幾個人簽署，但無一例外全對這項政策採否決態度。
也許是我這樣的舉動讓學校產生警覺，學校將與我有關的人逐一約談。很快我傳播思想的事情就被學校抓住了。他們認為我是反動份子，甚至還說我不懂感恩，說我在中國大陸受到「祖國」的優惠政策，就應該要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致力於兩岸統一，而不是去批判。然而我認為，想要國家更美好，就更應該要提出意見，就像老師在批評我們時，也總是想著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好。畢竟有批判才知道如何改進，不是嗎？
我在台灣看見另一種教育的可能
2025 年 7 月，我轉到了台灣的學校。與我在中國大陸感受的氛圍相比，台灣的校園更溫馨。在中國大陸，學生與主任地位是不平等的，主任有自己的辦公室，想要見上一面有時候甚至要「預約」。而在台灣，就以我轉學的高中為例，主任在大辦公室辦公，若有問題要諮詢可以隨時去問。學生與老師相處融洽，上課也少了那一份威嚴。就我的經驗而言，台灣的高中遠遠比中國大陸更注重學生的多元化發展，我在台灣讀高二的那一年，多次上台發表簡報，平時上課也有很多分組探討，這些都是中國大陸「應試教育」所缺少的元素。
我認為台灣的教育轉型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民主制度的改革，政治民主化推動了台灣教育的解嚴。在威權時期，教育多被視為國家意識型態控制與政治宣傳的工具（如黨化教育、威權個人崇拜及嚴格的教科書審查）。隨著 1980 年代末期解嚴與政治自由化，教育體系迎來深刻變革。1994 年的「410教改遊行」更反映了民間對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開放教科書審定本等訴求，催化了後續教育法制化的進程。教育法制化保障了校園民主與學生主體性。從我的角度看，正是因為學生權益被納入司法考量，台灣的學校才不會隨意翻動學生的私人物品。
至少從我的求學經驗來看，多元討論與學生參與讓我感受到另一種教育可能：教育不只是要求學生掌握既有答案，也可以鼓勵學生提出問題、表達不同意見。在開放多元的教育裡，學生能有更好的發聲空間，學校能夠容下更多元的個體。這不僅是民主帶來的教育昇華，更打破了威權社會「同質化」的框架。
教育的意義，是教你問「為什麼」
從「勞動最光榮」的集體口號，到課堂上彼此交鋒的辯論，我的求學經歷讓我重新理解了教育的意義。自由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必須擁有相同的答案，而是即使答案不同，我們仍然有機會提出問題、交換觀點，並在法治所保障的空間中修正自己。教育最珍貴的地方，也許不是替青年決定應該相信什麼，而是讓他們逐漸具備追問「為什麼」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即使答案不同，也仍然願意傾聽彼此，並在討論中修正自己。
這種學習轉變也深深地改變了我。當我把「公民」課本的知識與新聞報導做連結，而不是只為記住課本上的答案時，才體會了教育的真諦。教育從不是黨政同化的工具，而是成為一把「獨立思考」的利器，當社會可以融入不同的聲音、不一樣的個體時，才算真正走出同質化的天空。
（作者曾在中國大陸接受過 10 年教育，後轉學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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