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流亡到台北，那個終生感激台灣的12歲少年｜李德輝（Felix Lee）／獨評讀好書

1948年，我12歲的父親以難民身分從南京來到台灣時，他以為只是短暫的流亡。未料直到29年後，他才再次見到在中國大陸的家人。那時的他完全沒想到，他人生的旅程會從台灣繼續前往德國，然後再到中國大陸，並成為當時領先的汽車製造商福斯汽車的高層。

許多朋友聽我講到父親的經歷時，都希望我把這段家族歷史寫下來，因為這其中匯聚了太多的故事：從民國時期在南京的童年、逃難到台灣，一直到海外華人的生涯。這些是許多我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不得不承受的命運，也是20世紀給他們帶來的機遇。這些故事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人在中國做生意如此成功，但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現在對於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是否應該與台灣站在一起，會感到如此掙扎；為什麼他們這麼難擺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依賴。

這本書是從我自己的角度寫的。我是一個記者，從小在德國長大，根源在中國，母親則是台灣人。這不是我父親的自傳。我努力用今天的視角去反思這些事情，也盡可能用調查研究來確保事實的正確性。

作為商業界的經理人，我父親的觀點常常跟我這個政治新聞記者不一致。然而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正是這種觀點的對立與衝撞，讓我們更能深入了解我們與中國往來時的現實矛盾。這些矛盾目前在歐洲與亞洲正困惑著我們。

如果沒有從1949年起台灣的種種支持，我父親的人生故事就不可能是後來的那樣了。是台北街頭上一位善良的腳踏車店老闆給我當時一貧如洗的父親提供了薪金和棲身之地。是一對教師夫婦讓他的教育能走上正軌。作為一名失去父母照顧的少年，他有機會在台灣上高中，之後進入大學，最終前往德國，在那裡成為福斯汽車的工程師並建立一個家庭。我們全家始終對台灣心懷感激。

國民黨從中國撤退到台灣

在1948和1949年之間，有將近200萬平民，其中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經濟菁英，從中國大陸追隨國民黨來到台灣；台灣當時的人口還不到500萬。許多人認為，到台灣來只是一種預防措施，他們只需要待到這個資產階級的政黨重新拿回國家為止。蔣介石會從台灣反攻大陸。

然而奪得中國大陸的卻是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把北京定為首都。在台灣的國民黨則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稱呼。雙方都宣稱自己才代表「真正的中國」。在國際法上，只有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灣政府獲得承認。直到1971年，聯合國才正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國──代價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從此在國際法上不再被大多數國家所承認。

我父親和大多數從大陸撤退的人來到台灣時，面臨的狀況一點也不好。除了農業和一點海外貿易，這個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亞熱帶島嶼並沒有多少經濟發展。

台灣本地居民與新來的國民黨政府追隨者（我父親也算其中一員）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很緊張，彼此間存在很大的不信任。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從1945年開始嘗試控制這座島嶼，就引發一場反對大陸人影響力的抗爭運動。1947年2月27日，一位香菸小販與專賣局稽查員之間的爭執甚至引發了一場持續數週的暴動。當時仍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就派兵到島上進行血腥鎮壓。據說有1萬到3萬名平民在這場事件中喪生。

接著當整個國民黨政府及其追隨者在1949年底前來到台灣，他們更繼續壓制台灣人。這不只因為1947年的暴動，更因為在對共產黨失利之後，國民黨政府對叛亂者有著近乎偏執的恐懼。台灣已經是他們最後能撤退的地方。因此蔣介石對這座島嶼實施威權統治。這位統治者不想再有人奪去他任何東西。他實施戒嚴，頒布各項戒嚴時期的管制法令，並禁止任何反對者組織政黨。媒體也不准自由報導。此外他還規定，在收復中國大陸之前，1948年在最後一次全國大選中當選的議員可以一直保留席位。由於這些國會議員全都是國民黨人，這也就等於實施一黨專政了。

工業幾乎不存在，工程師與技術人才非常稀少。至少這一點國民黨政府想要有所改變，因此對教育非常重視。他們大舉投資教育，興建許多新的學校和大學。我父親後來也從中受益。只不過在那之前，他還有一些困難要克服。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圖片來源：Wikipedia，Public Domain

父親在台北的青春與窘迫

從上海逃往台灣的這趟旅程，首先讓我父親、他的兩個姊姊和姊夫一家來到了基隆港。他們從那裡被卡車載往台中，當時台灣的第二大城市。政府在那裡為撤退的家庭設立了臨時營地。之後他們將逐步被分配到全島各地。我父親在這裡和他的兩個姊姊分道揚鑣了。因為他被分配到台中郊外的小鎮大甲就學，而兩個姊姊則可以和姊夫一家搬到島嶼的首都台北。

在大甲期間，他和另外4個學生住在一個倉庫裡。他們睡上下鋪，大部分時候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他們一天只吃得起兩種蔬菜和一點米飯：大多時候是路邊長的空心菜，以及大白菜。我父親很高興得到了上學的機會以及住處。但這是他人生第一次不只必須離開父母，還得離開兩個姊姊。

他當時13歲，而且周邊的人並不歡迎他這樣的逃難者。沒有家庭的保護，他必須獨自完成一切。他很想家，但也逐漸感覺到回南京的日子可能沒有這麼快到來……

在台北，我父親雖然還是個孩子，但也和他的三姊一樣試著找工作。但他們都找不到。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剛從大陸來到台灣，這些人全都需要工作。台灣成為經濟起飛的國家是幾十年後的事。在這個時候，台灣只有過剩的勞動力。

大姊和她的丈夫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裡。父親晚上只能睡在走廊地板上，因為沒錢再買一張床墊。三姊有一間只擺得下一張床的小房間。她們都寧願繼續上學，但那時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至少父親遇到一個意外的轉機。他在大姊家附近的一家腳踏車店裡應徵到一份學徒的工作。雖然賺的錢很少，但是店主提供他吃住。儘管店主一家人也住得很擠，卻仍讓父親在其中一個房間裡鋪一張榻榻米。吃飯則是和店主一家一起吃。父親一輩子都對這位腳踏車師傅心存感激。對父親來說，他暫時取代了爸爸和家人的角色，還給他這個身無分文的難民一個棲身之所。因此父親更加努力學習所有修理腳踏車的知識。他補胎、調整踏板，而且生平第一次使用工具。他喜歡這個修腳踏車的工作。他學會工具和機器的名稱，以及如何正確使用的方法。那時他的夢想還是只有汽車。但他在這間台灣的腳踏車店裡學到對技術的基本認識。店裡比較不忙的時候，他就坐在店外讀他找來的課本。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能重新上學的希望。

然後這一天終於來到了：腳踏車店的對面就是台北工業專科學校。許多學生和老師都找我父親修理腳踏車，或是來打氣。有一天早上，一位女老師走進店裡。她問他為什麼在這裡工作，而沒有去上學。「因為我付不起學費。」我父親尷尬地回答。她和她的丈夫（也是位老師）已經注意他一陣子了。因為他在工作空檔裡讀課本的樣子，讓他們印象深刻。女老師接著問他想不想上學。當她聽到我父親說，這是他最大的願望，她和丈夫就決定收留我父親，並想辦法讓他能夠讀書。

他們住在學校體育館旁邊，是一間很小的一室公寓。房子裡沒有多餘地方讓他睡覺。於是他們買了一張竹床，晚上搬進體育館讓他睡。就這樣，他白天待在這對教師夫婦的房子，晚上睡在體育館。

我父親又這樣過了幾個月。他會在下課後到腳踏車店工作幾小時，然後寫功課，並在教師夫婦的協助下準備入學考試，直到很晚。他考進了一家有名的中學，就是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簡稱師大附中。

影響父親一生的恩師

父親經常談起他在台灣上學的情形。他在師大附中就讀的是高25班，當時師生之間的互動比較多。比方説，當時教物理的張書琴老師喜歡請學生到她家去，父親也去過，還加深了對物理課的興趣，為了不讓老師失望，他學習物理特別認真。老師善待學生的做法，也影響到他後來的做人處事。

父親出國留學前特地到這位物理老師家辭行。臨走時老師走進另外一個房間，拿出來一條毛巾被對他說：「這是我自己正在用的毛巾被，剛剛洗乾淨，是在新加坡買的，台灣買不到，送給你。你在船上或夏天在德國一定用得上的」。如她所說，父親真的很喜歡，60多年後的今天，仍把它當寶貝，珍藏在衣櫥裡。這份厚重的感情他一直都不曾忘記。

他的大姊和姊夫後來找到一間較大的房子。三姊應徵到中央印製廠的工作；那裡主要是印鈔票。她其實年紀還太小，只好謊報大兩歲，然後得到這份工作。她從此在經濟上支持我父親。如果沒有她、那對教師夫婦和腳踏車店主一家人，我父親的人生會很不一樣。三姊後來再也沒能上學。

60多年後，我父親到台北尋找當年的店鋪和學校所在的地方。他想看看它們是否還在。學校還在，但腳踏車店已經消失了。我父親在附近的店家詢問，特別是向年長的店主打聽他以前的師傅。結果發現，有些人還記得那位店主。他後來成為台灣自行車同業公會的理事長。但是他已經過世了。不過他兒子還在，而且在附近經營一間賣玉飾和佛珠的小店。「文波。」我父親走到他面前時，他就這樣喊他。當時他們都還是孩子，但是他還能在這麼多年後立刻認出我父親。告別時，他送我父親一串木頭的佛珠，就像台灣人配戴的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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