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創生

【投書】山城與客庄、國家與市場:反思地方創生的第三條路

地方工作究竟要靠政府、靠市場,還是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活下來?本文圖片皆為示意圖。 地方工作究竟要靠政府、靠市場,還是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活下來?本文圖片皆為示意圖。 圖片來源:PixHound/Shutterstock

2019 年被稱為地方創生元年,而從 30 年前至今,為平衡區域發展以及提振在地產業,不斷有新的名詞在描述「在地方(特別是都市以外的地方)工作」這件事情,從社區營造、農村再生到地方創生,政策面向變得越來越多元,但基本上依循上述的目的在規劃。

筆者在 2025 年到 2026 年,分別在兩個地方組織實作、實習,因為把這樣的生活方式當作未來工作的探索之一,因此很努力在探問:「在地方如何活下來?」就我接觸到的兩個組織而言,我觀察到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生存邏輯。本文僅提出一些自己對於此公共現象的思考,無法窮盡所有的地方工作樣態;此外,由於我接觸的兩個組織分別是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脈絡,因此本文以現階段較中性的「地方工作」概稱。

從政府計畫而來的生存模式

我 2025 年待的地方,是中央山脈山城的一處地方創生組織(以下簡稱「山城」)。在元老們的大學時代,在社運結束後因為志同道合而聚集,並在大學團隊的參與之中逐漸站穩腳步,成為地方上的一個青年團體。

一開始,「山城」靠著種田、賣米維生,後來隨著政府政策的發展,山城也接了許多計畫,目前我所知便有青聚點、中介組織、國發會地方創生子計畫等等;此外,團隊成員也會根據自身專長發展一些副業,例如接案,甚至經營旅宿等等。

不過以執行長的工作而言,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跟國家計畫「糾纏」,透過計畫案、研究案的經費,足以讓他個人生存,並且一部分支撐 4 人的團隊。

過往會有很多評論批評這樣的方式是依靠補助,沒有補助就不能活,我不會這樣說,因為「山城」有他們其他的生計來源,本文在後面會詳述。但我也不禁反思,從國家政策,甚至在近幾年因為地緣政治發展為「戰略」的框架下,地方工作的可能性和缺陷是什麼?

例如我本人參與的青聚點蹲點實作計畫,優點是能讓青年嘗試進入地方,但缺點也從制度面層層被連動,例如沒有回訪制度,留不住大多數蹲點生,或是特別強調提案的 KPI 產出等等。

當今天地方團體跟隨政策在走,需要面對許多考核與評審,在這樣的場域中除了評分須配合政策走向是一種限制以外,也會有評審與參賽者世代差異等問題,以及每個地方不同的紋理和行動策略,是否能在獲取經費前的評審大會上被仔細地理解,也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從國家政策,甚至在近幾年因為地緣政治發展為「戰略」的框架下,地方工作的可能性和缺陷是什麼?圖片來源:Richie Chan/Shutterstock

從市場出發推廣地方「亮點」

我 2026 年待的地方,則是位於北部客家庄的一處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客庄」)。

「客庄」跟「山城」很不一樣,目前的營運經理因為不想配合他口中許多「不了解地方的(評審)委員」而拒絕拿多數政府計畫。相反地,他努力發展在地的產業、文化導覽、旅遊、實境遊戲設計等等,做出自己的一套「商業模式」,並維持營運順暢。

作為一個從高中做地方創生提案就被評審提問「商業模式」的人,我聽到這樣的取徑一開始感到十分雀躍,心想終於能一窺「把生活變成生計」的樣貌。

不過,因著周遭都市的吸納作用,人口外移,當地還是以長輩跟孩童為主要服務對象。此外,因為都市化的原因,「客庄」也必須更努力地向全台推銷自己,因此,經營社群軟體、行銷、擺攤等等的商業活動不可少;有時,也會有企業帶團來參訪,這時,全球提倡的ESG理念便是一個橋接的卡榫,連結企業員工和農村地方。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一邊做著信仰世俗化的專案一邊想,把所有的地方元素變成行銷,會是那些喊著地方應該發展出商業模式而非仰賴補助的人想要的嗎?這也讓我聯想到了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理論。我認為縉紳化並不只發生在Sharon Zukin書中的街區,而更是在每一個物品上,由誰佔據(occupy)了這些商品的交換與使用?過往可能是當地人生產與消費、交換的物品,因為行銷以及大環境等種種原因,逐漸變成特定群體、階級享有的商品,且成為一種文化符碼、一種象徵。

當每個地方都在試圖包裝、尋找亮點的時候,每個地方是變得越來越不一樣,還是越來越像了呢?

從人與人的關係出發,在個人越來越原子化的現在,重新打造地方共同體。圖片來源:Elena Eryomenko/Shutterstock

第三條路的嘗試:在原子化的現代回歸社群關係

雖說「山城」與「客庄」仰賴的兩種生計模式看似被涵融在無懈可擊的新自由主義下,但他們也並非沒有做出其他的嘗試,因此,「國家」與「市場」雖是主導他們的力量,卻也不是他們的全部。

例如,就我待在兩個組織的兩段日子裡,都發現他們很在乎社群關係,無論是與地方社群的關係,或是更廣義的地方工作者的關係。在山城,會有青年定期舉辦的「共食好聚」,向整個鎮上招募參與者,來參與的人只要帶著一人一菜,以及願意參與討論、共備食材的心,便可以自然地融入共食現場,同時,「山城」的執行長也不定期會帶領一些講座討論。此外,「山城」在種稻與銷售的過程中,也特別強調古早的「相放伴」精神。從人與人的關係出發,在個人越來越原子化的現在,重新打造地方共同體。

而「客庄」則是在最近重啟數年前曾經嘗試過的「穀東制」,但他們的重點不僅是為稻田招募股東,而是強調「看得見的生產、看得見的生態」,「客庄」邀請加入穀東制的人們一起到地方來參與農事和自然保育工作,在食農以外,也推動他們最在乎的生態教育。

以上兩種行動,都是想找回人與人、人與土地原初的連結,因此,在國家與市場以外,「社會」依然有力量。縱使無法在現在的時空條件中立即轉化成養活自己的資源,但我也認為,那是維繫地方的一種基礎設施,無論是與地方原居民眾之間、地方青年之間,甚或是與外地人。這樣的條件是維持人們在地方生活一件不可或缺的社會事實,也值得更多的討論。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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