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日前發生一起令人痛心的無照托育事件。一名 1 歲男童送托後不幸身亡，照顧者事後被查出未依法完成居家托育服務登記。案件目前仍由司法機關調查中，相關事實與責任歸屬仍有待釐清。
每當類似事件發生，社會輿論總會出現熟悉的討論：家長為什麼把孩子送給無照保母？是不是沒有查證？是不是貪圖便宜？
這些討論並非沒有意義，但如果每一次悲劇都停留在檢討家長的選擇，我們恐怕很難真正避免下一次悲劇。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如果合法、安全且可近的托育服務能充分回應家庭需求，還會有多少家長願意冒著風險，把孩子送進未合法登記的照顧環境？
托育供給增加，家長為何仍喊「找不到名額」？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公共化托育、準公共合作及育兒補助。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全國托嬰中心家數已由 2014 年的 659 家增加至 2023 年底的 1,640 家，2024 年底收托幼兒已超過 5 萬 5 千人，顯示政府確實持續擴充合法托育服務。這些努力降低了家庭育兒負擔，也提升了合法托育資源的供給。
然而，家長最常說的仍然是「找不到名額」！
政府公布的是立案機構數、核定收托名額，以及新增多少公共據點；家長真正關心的，卻是今天是否真的有名額可以送托。政策衡量的是供給，家庭感受到的卻是可近性，兩者並不必然一致。
我認為，托育政策應開始區分「紙面量能」與「有效量能」。紙面量能是依法核定可以提供的服務量；有效量能，則是真正符合人力配置、能夠立即提供家長使用的托育名額。
依法，托嬰中心必須依照法定師生比配置托育人員。只要人力不足，即使仍有教室空間、核定名額尚未收滿，也不能再增加收托人數。換言之，核定收托名額並不必然等於實際可收托名額。因此，即使近年合法托育供給持續增加，家長仍可能感受到「排不到名額」。
「有效量能」的關鍵，是適任照顧者
其中一項值得政策進一步檢視的因素，就是第一線照顧人力是否足以支撐既有的服務量能。
社會普遍認為，只要持續增加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準公共合作據點或其他公共資源，就能擴大托育服務。然而，不論是公辦民營、準公共或一般私立托嬰中心，本質上共享的是同一個托育人才市場。新增一處服務據點，並不代表社會就新增了一批照顧者；更多時候，是既有人力在不同機構之間流動。當整體照顧人力沒有同步增加時，增加據點未必能轉化為真正的服務量能。
這也提醒我們，托育政策不應只追求增加多少據點，更應重視如何提升真正能提供服務的有效量能。
從托育政策走向照顧者政策
近年第一線托育人員承擔的責任愈來愈重。除了照顧孩子，還必須面對行政紀錄、評鑑、法規遵循、安全管理、家長溝通，以及日益提高的社會期待。當制度持續增加要求，卻沒有同步建立完善的支持系統，人才流失便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因此，托育政策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培養更多照顧者，更是如何留住適任的照顧者。改善待遇固然重要，但若制度主要依循年資，而缺乏對專業能力、持續進修、危機處理、團隊合作與照顧品質的多元支持與發展機制，便難以真正建立一個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專業環境。
照顧孩子是一項高度依賴專業判斷、人際互動與情緒勞動的工作。證照是專業的起點，而非終點；年資代表經驗，也不必然等於專業品質。真正值得投入的，是一套能夠持續培育、支持、督導與發展專業能力的人才制度。
國家下一階段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托育設施政策，更是一套完整的照顧者政策，包括人才培育、合理待遇、在職進修、專業督導、心理支持、職涯發展，以及兼顧兒童保護與程序正義的適任評估機制。唯有把政策焦點從「增加多少機構」，逐步擴展到「培育並留住多少適任照顧者」，托育量能才會真正提升。
每一次悲劇，都值得我們檢討責任；更重要的是，讓下一次悲劇不再發生。如果政策仍停留在增加據點、增加核定名額，而沒有同步強化照顧人力的培育與留任，那麼再漂亮的統計數字，也未必能真正轉化為家長找得到、孩子進得去、照顧有品質的托育服務。當國家的托育政策開始把「培育並留住適任照顧者」視為核心投資，而不是附屬配套時，托育量能才能真正從紙面，走向每一個家庭。
（作者長期關注托育政策、兒童權益與托育制度治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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