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6 月 17 日，第 22 屆非核亞洲論壇（No Nukes Asia Forum）於菲律賓馬尼拉登場，來自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澳洲等地的反核組織、青年行動者與環保團體齊聚一堂。
今年這場會議選擇在菲律賓舉行，毋寧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此時此刻，菲律賓在地的反核運動者正致力於抵抗其政府近年來所做出的「重啟老舊核能廠」以及大規模新建核能的能源政策。
巴丹核電廠（Bataan Nuclear Power Plant）坐落於菲律賓呂宋島的巴丹半島，早在馬可仕時期的 1976 年，便與美商西屋公司簽訂合約，最初預算原估約 6.5 億美元，最後暴增到約 23 億美元，1986 年完工，是東南亞第一座且唯一完工的核電廠。然而，巴丹核電廠卻因政治動盪、安全爭議以及隨著「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而來的馬可仕政權垮台等因素，從未運轉，封存至今 40 年。如今在小馬可仕執政下，巴丹核電廠重新躍上政府核能路線圖的中心，可能重啟或原地改建為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菲律賓政府更把選址觸角伸向全國多處，預計在 2032 年發出第一批本土核能，並在 2050 年達到 4,800MW 之譜。
菲律賓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這場跨國反核盛會的參與者所關注的除了巴丹核電廠重啟爭議之外，更是一個正被「核能復興」浪潮席捲的亞洲。
「核能復興」的浪潮正席捲東亞
近年來，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將核能重新納入能源政策，新建機組、重啟舊廠與發展 SMR 的計畫此起彼落，一時間，核能彷彿成為整個區域競相擁抱的新解方。
福島核災後一度大幅除役核能廠的日本，近年政策翻轉，政府不僅重新把核能列為未來能源的支柱、計畫興建新世代反應爐，更鬆綁了運轉年限，讓不少早已屆齡的老機組得以延役續命；韓國的轉折則更具戲劇性，競選時還痛批核能「本質上具備危險性」、主張優先發展再生能源的李在明政府，上任後旋即改弦易轍，不但延續前朝的擴張藍圖、同時推動大型機組與 SMR，更對一批老舊機組啟動延役，並以倉促的公眾「審議」程序為政策轉向背書。
即使是去年隨著核三廠 2 號機屆齡停機除役而邁入「非核家園」的台灣，也隨即迎來兇猛的「返核」挑戰，核三重啟公投雖然因未達門檻而未能通過，但壓倒性的同意票數卻也對台灣的非核家園路線的存續帶來嚴峻挑戰。
集體焦慮的根源：AI、半導體與地緣政治
細看這波核能復興，背後共同的「集體焦慮」不外乎兩大來源。首先是人工智慧、半導體與資料中心帶來的用電需求暴增，被各國政府當成重啟或新建核能的主要正當化理由；其二，無論是美中在印太地區的角力，或是在中東如火如荼進行的美以伊戰爭，地緣政治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能源安全、國家安全因素，都被各國政府操作為提高核能發電的主要論點之一。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25 年 12 月 5 日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深刻體現將經濟實力、製造產能、供應鏈自主與科技主權全面融入國家安全的「美國優先」核心思維。在此戰略架構下，亞洲地區，特別是台海、南海與第一島鏈，被放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位置。《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特別指出，台灣因其半導體生產主導地位、第二島鏈通道位置，以及南海航運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成為美國嚇阻衝突與維持軍事優勢的關鍵焦點。
從科技與能源捆綁的戰略視角來看，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重塑能源版圖，既是為了確保區域半導體供應鏈免於因能源危機或地緣衝突而陷入「斷鏈」風險，更是為了實踐「恢復美國能源主導地位的核心方針。為此，美方將能源定位為「美國領先的出口產業」，這一戰略方向也與川普政府 2025 年推動的核能行政命令相互呼應：白宮明確要求加速先進核反應爐與 SMR 部署，並強化美國核能技術出口，使美國核能企業成為全球未來能源成長的「首選夥伴」。
此外，《國家安全戰略》也要求盟友在負擔分擔、出口管制、關鍵供應鏈與新興科技部門上與深度地對齊美國政策。這項要求等同於向這些高度仰賴能源進口的亞太科技重鎮施壓，要求其必須自行解決發展先進半導體與 AI 算力所帶來的龐大電力缺口。在美國當前全面擁抱核能的政策基調下，這項戰略施壓無形中已成為推動亞洲盟國重啟或擴展核能政策的關鍵外部推力。
算力即國力：AI 與半導體的用電焦慮
國際能源總署（IEA）最新報告指出，在 AI 科技快速發展與資料中心投資擴張的驅動下，2025 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需求成長 17%，預估 2030 年時全球資料中心電力消耗將較目前增加一倍以上，達約 9,450 億度電。
雖然 IEA 報告也同樣指出在 2024 至 2030 年間，資料中心約占全球新增電力需求的 10分之 1，遠非最主要的新增用電來源，但由於其在短時間內快速成長，且高度集中在美國與包括東亞各國在內的先進經濟體中，導致對 AI 與半導體產業擴張的電力需求預估，成為當前此區域各國能源政策開始重押核能的關鍵因素之一。
2026 年 6 月 18 日，台灣經濟部發布最新《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便指出，因應半導體與 AI 資料中心發展，2026 至 2035 年的電力需求年成長率預估由去年的 1.7% 大幅上修至 2.5%。近年積極重建本土半導體產業的日本，也面臨資料中心用電快速上升的壓力。Wood Mackenzie 估計，日本資料中心電力消耗將從 2024 年的 190 億度電，增加至 2034 年的 570 至 660 億度電，屆時資料中心尖峰需求將達 6.6 至 7.7GW，約占日本全國尖峰負載的 4% 至 5%。
至於韓國正在打造的龍仁半導體聚落，韓國政府已將其定位為支撐全球半導體競爭力的關鍵基礎建設，官方評估當其於 2050 年前後達到 100% 完全營運時，用電需求將達約 14.8GW，約相當於 10 座大型核能機組不間斷供電才能滿足。菲律賓則在小馬可仕政府推動下，積極定位為東南亞新興的資料中心樞紐，且由於資訊委外產業佔菲律賓 GDP 約 8%，驅動該國每年 5% 至 7% 的電力增長。以馬尼拉 Fairview 的資料中心園區為例，其總電力消耗預計高達 124MW，足以供應全菲 5 個最貧困省份的所有民生用電。
亞太各國的用電焦慮，與川普《國家安全戰略》的戰略佈局彼此強化，在不斷被複誦的「算力即國力」的信念下，亞太國家為了不落後於 AI 競賽、為了滿足自身半導體聚落的電力需求，加上美國的政治施壓與技術輸出作為亞洲盟國重啟、擴展核能政策的關鍵外部推力，都推波助瀾了整個印太地區能源與地緣政治政策朝朝向核能匯聚、收攏。
大國博弈：地緣政治與能源安全
以菲律賓為例，2024 年 7 月 2 日正式生效的《美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為美國核燃料、反應爐、主要核設備與相關技術進入菲律賓市場建立了法律前提與合作框架，成為美國在印太推進能源合作、強化盟友連結的工具。與此同時，美國也將「美國民用核能產業工作小組」的東南亞總部設於馬尼拉，意在連結美國核能企業與菲律賓及東南亞潛在市場。其後，菲律賓於 2025 年通過的《PhilATOM 法》則進一步建立獨立核能監管機構，為未來引進核能與承接國際合作鋪路。
日本作為能源高達近 9 成仰賴進口的島國，隨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後將能源「武器化」，加上 2026 年中東以伊衝突一度封鎖荷姆茲海峽、推升油氣價格，而日本約 95% 的原油進口以及 11% 天然氣進口來自中東，其中各有 70% 與 6% 必須直接通過荷姆茲海峽。在此情況下，2025 年上任的高市早苗政府進一步把核能納入「能源安全保障」與「國產能源」框架，且日本《第 7 次能源基本計畫》中強調：將最大限度利用核能與再生能源，以提高自給率與緊急時供應韌性。在台海危機對日本的海上交通、LNG 運輸與供應鏈潛在衝擊下，核能儼然被成為日本因應封鎖、燃料進口中斷與產業供電風險的戰略資產。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地緣焦慮也讓日本政壇長期視為禁忌的「核武議題」重新浮上檯面：從安倍晉三主張不應排除討論北約式「核共享」，到了高市早苗政府時期，日本是否維持「不持有、不製造、不准核武進入」的非核三原則，也再次成為爭議焦點。2025 年底，更有媒體引述首相官邸資深安全官員稱，在安全環境惡化下，日本應考慮擁有核武。雖然日本政府隨後重申核政策未變，但這依然反映出在中國核擴張、俄羅斯核威脅與北韓核開發的環伺下，日本內部對「僅依賴美國核保護傘是否足夠」的疑慮正逐漸從邊緣進入主流。
這也顯示：民用核能與軍事核能之間的界線，遠比想像中模糊。菲律賓「無核巴丹」運動的 DJ Janier 便指出，具核武能力的國家中有半數曾以「和平用途」的反應爐作為軍事槓桿的前置；本屆論壇上菲律賓綠色和平的報告也指出「民用的原子與軍事的原子不可分割」。這都在提醒我們：核能復興不僅僅是單純的能源選擇，更是牽動國家安全的地緣政治戰略。
台美能源合作也逐漸循著同樣邏輯，被納入經濟安全與供應鏈安全的框架之中。早在蔡英文政府時期，美台便透過 2020 年啟動的「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將供應鏈韌性與能源安全列為重要議題。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也公開表示，美方可向台灣提供包括 LNG、地熱、核能與先進電網在內的多元能源合作選項，並將此與台灣經濟成長、能源安全及 AI 發展所需電力連結起來。2026 年公布的《對等貿易協定》則進一步把這套邏輯制度化：不僅要求台灣不得向「引發國安疑慮的國家」採購核反應爐、燃料棒或濃縮鈾，也將供應鏈韌性、出口管制、經濟安全對齊，以及美國 LNG、電力設備、電網、發電機與儲能設施等採購，納入台美經貿合作框架之中。
中國在一帶一路中輸出核能技術
當然，美國並不是這場地緣政治賽局中的唯一關鍵變數。中國在此波亞洲核能復興浪潮中同樣舉足輕重，它不只是各國在安全戰略上「需要因應的威脅」，也正積極透過技術、融資、工程、燃料供應與標準合作，成為核能技術的推廣者與輸出者。
中國政府已將核能納入能源安全、技術創新與全球參與的戰略框架，並試圖躋身全球核反應爐技術出口國之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由中國核工業集團與中國廣核集團共同發展的第 3 代核反應爐「華龍 1 號」。根據中國官方說法，華龍 1 號全球已有數十部機組運轉或建設中，巴基斯坦 Karachi K-2、K-3 則是其首個海外示範計畫，並被明確放置在「一帶一路」與中巴戰略合作的脈絡下。
類似趨勢也正在東南亞浮現，泰國與馬來西亞近年分別與中國核工業集團旗下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範圍涵蓋大型核能、SMR、核燃料、工程建設、運轉維護、放射性廢棄物與用過核燃料管理等領域。
綜合以上，東亞各國近年先後強化或重返核能，凸顯出此一區域在「算力即國力」與「美中印太對峙」的雙重結構下所面臨的挑戰。再加上各國為達成 2050 淨零目標的壓力，核能被重新框構為下個世代的能源解方。
然而，本文接下來要強調的是：對東亞而言，核能其實是面對一道高度複合、多重交織之複雜難題的廉價解答。
（作者為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下篇請見：【投書】核能，是廉價危險的解答：地緣衝突與 AI 熱潮下的東亞能源轉型難題與出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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