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弟與丈夫一起經營婆婆開的早餐店。田野期間，有些熟客看到我每週都在早餐店，會問寶弟我是誰？她則會一如往常地大聲說：「他是我的學生，我是他的老師啦！」
寶弟 1968 年在緬甸出生，5 歲便搬到泰國清邁的黃果園村。對於緬甸，寶弟只有零星的記憶：「我在緬甸的時候才2、3歲，沒什麼印象。只記得小時候坐在馬的兩邊，一路坐到泰國去。」
我問寶弟，在緬甸有遇過戰爭嗎？她說以前有躲進防空洞的經驗，但不知道是誰打誰。以她的年齡推測，我猜應該是緬甸長達快 50 年的軍政府與地方武裝的戰爭。她只記得「有飛機，應該是政府來打少數民族。」
後來寶弟一家人搬到了泰北的黃果園村，一片荒涼，他們開始佔地開墾，蓋茅草屋。寶弟家中有一個大哥、三個姐姐和一個小妹，以及一位年輕就因車禍過世的弟弟。寶弟之所以叫寶弟就是因為父母想要再生個兒子，她與弟弟的感情也很深，弟弟讀過不少書，正要展開大好前程時卻發生車禍。即使事情已經過去快 30 年，她仍始終放不下這件事。
寶弟記憶中，父親從不管事。雖然過去在緬甸做寶石與鴉片生意，但是到了泰國卻從沒有工作過，母親則是掌握家裡大小一切。小時候家裡窮，連拖鞋都是用橡皮筋或是繩子綁的，書只讀到國小畢業。問她為什麼沒繼續念？她用果敢話對我說：「國小就夠囉！」因為寶弟當初同時上了泰文與中文學校，所以畢業較晚。懂事之後她跟著母親一起工作，到別人家裡綁大蔥、剝蒜頭，晚餐能吃到肉就讓她雀躍不已。
為了更好的未來一路向前
寶弟的青春期都在家裡幫忙，一直到 18 歲才離開家裡去工作，一旦有更好的機會就立刻跳槽。從曼谷、泰南到台灣，總是忙著不停賺錢。18 歲的寶弟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養蜂人家煮菜洗衣服，第二份工作則是在清萊的白龍寺販售週邊商品。大約 20 歲，寶弟跑到曼谷的工廠工作，後來因為大姐的孩子需要人照顧，她先到泰國南部去幫忙，之後才又回到曼谷做翻譯、會計。她笑著說：「雖然我沒念什麼書，但我從來沒有在工廠待過，都是坐辦公室！」寶弟在工廠的工作基本上是行政事務，有時候幫忙出貨，或是陪老闆出差。後來聽朋友說台灣要開放外籍勞工，寶弟便決定來台灣闖一闖，成為大家口中的「外勞」。
身為泰國的非法難民，寶弟直到 25 歲想要來台灣工作時才申請身分證。難民若要離開居住地，必須到省政單位領取 7 天的通行證，超過 7 天即為非法偷渡客。因此她 18 歲開始離開黃果園村的所有工作，都是非法的。
寶弟來台灣第一份工作是在三峽的一家電線工廠，做了 2 年，寶弟又回到曼谷，但體會過台灣薪資水準後，她已經不滿意泰國的薪水了，於是再次來到台灣工作。這次在位於彰化的快譯通公司負責翻譯，以及當泰籍移工與雇主中間的協調者。
她到彰化時已經 28 歲。出發前父親對她說：「不要只想賺錢，要想前途！」暗示她要趕快找個夫婿結婚。寶弟於是透過住在丈夫老家附近的同鄉阿春介紹，認識了大她 2 歲的丈夫。
從「外勞」到「頭家娘」──跨國勞動在地化
寶弟嫁給丈夫半年後，便接手婆婆的早餐店。丈夫原本在外面的工廠工作，後來也決定回家專心一起開店。兩人之間的最高原則就是「不能有私房錢」，所有賺來的錢都是這個家的。凌晨3點，夫婦倆就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磨豆漿、蒸碗粿，都在天還未亮的時候就進行。5 點開賣，10 點收店。
做生意時，寶弟負責招呼客人、麵湯烹煮，丈夫則負責做碗粿、包飯糰以及算錢。熟客通常只跟寶弟點餐，因為寶弟總記得他們要什麼，會客製化他們的餐點。而丈夫偶爾會忘記，做完才知道不符合客人胃口。寶弟經常把「不會做就不用做了」掛在嘴邊叨唸丈夫，但兩人其實是相輔相成，相當有默契地在做生意，也經常與客人聊天。
我每週有 3 天的早晨來早餐店報到，觀察寶弟與丈夫、客人的互動關係。有空時就與寶弟聊天，聊她的童年、來台灣當移工的生活，以及現在的婚姻生活。
寶弟從販售便宜勞動力的跨國移工，到成為一間早餐店的經營者，這樣的身分轉換對她帶來什麼影響呢？我曾看過高承恕對於台灣中小企業裡「頭家娘」的研究，在他的視野裡，「頭家娘」是一個在企業裡頭穿針引線，非固定職位卻擁有相當影響力的角色。而寶弟作為一個「頭家娘」的身分其實相當強勢，除了碗粿是丈夫處理，其他的品項幾乎都由寶弟親手負責，主導早餐店的一切，而丈夫則是聽著她的指令做事，店裡的權力關係相當明顯。
外籍新娘或外勞？──與夫家的角力
寶弟說她與夫家成員不常來往，我問是否有起過爭執？她說主要是和小姑經常因為看護的事起爭執。其中一次，是因為她的小姑想在家裡裝監視器：「小姑說要裝監視器在樓上，因為她說阿嬤說外勞會打她。我說怎麼可能，我們對她這麼好，她怎麼可能這樣對阿嬤？……小姑說要放在你丈夫的手機上看，啊他又不用手機，到最後還不是牽拖到我這裡來……」
寶弟的朋友阿春曾告訴我：「寶弟自己說，小姑們把她當外勞。」雖然丈夫對寶弟很好，脾氣也很好，但不太有主見，面對爭吵總是畏畏縮縮，而寶弟總是站在前線替自己跟丈夫爭取權利。母親節前夕，小姑們都要回家來，寶弟就向我抱怨小姑們雖然會一人帶一樣菜回來，但最後總會指使她多煮幾道菜。她不想再這樣跟她們一起吃飯，但又覺得身為媳婦，不在家好像不太好。最後她選擇在母親節當天故意出門，不跟小姑們一起吃飯。
這不是她第一次反抗。透過這樣的小動作，寶弟同時也在宣示主權，鞏固她作為婆婆的照顧者以及家業繼承者的地位，並將家裡其他成員對她的負面觀感，轉化成為她對付夫家女性成員的方法，以更強硬的手段回敬。
一間早餐店，成為異鄉人的情感聯繫
除此之外，我也觀察到這間小吃店因寶弟特殊的身分成為串起東南亞移工與婚姻移民女性的場域。我曾看過有泰國移工來早餐店問路，雖然已經不太記得泰語了，但寶弟還是比手畫腳地告訴他怎麼走到目的地。這間早餐店也成為移工與婚姻移民女性的中繼站，同鄉的三五好友，都經常來這裡聚會聊天。
許多移民族群都會透過食物寄情、維繫身分認同，這也是跨國移工或是跨國婚姻移民常見的行為，看看火車站附近滿滿的印尼餐廳跟越南小吃店便可知道。而這些小吃店不只是一個異鄉人與母國文化維持連結的飲食店，更是這些異鄉人與異鄉人之間聯繫情感的場所。這也是許多移民工和婚姻移民女性開設小吃店的原因之一。儘管寶弟的早餐店不賣「家鄉菜」，但她老闆娘的身分，也讓異鄉人能夠找到一個歸屬。
不只是賣早餐，這間店更撐起寶弟的主導權
寶弟與這間小小的早餐店的關係，隱含了 3 層意義：
第一層是早餐店的經營，讓寶弟從被雇傭關係綁架的「外籍勞工」成為了獨立自主的「頭家娘」，她掌握生產技術，並串起了早餐店的各種關係，是強勢且具有主導權的「頭家娘」。
第二層是早餐店提升了寶弟的地位：它是夫家的家業，而寶弟作為早餐店老闆娘，成了家業的繼承者。即使有時候仍被夫家當作「外勞」，但不能否認是她繼承了婆婆的店。因此，寶弟掌握了籌碼，能夠與夫家其他成員斡旋，甚至做出抗爭。
最後一層是寶弟讓這間早餐店有了新的意義。因為寶弟的特殊身分，早餐店成為東南亞移民的中繼站，匯集了東南亞異鄉人的情感。儘管它不如我們所見的東南亞小吃店那麼具有目的性，但不可否認，是因為寶弟，讓這間早餐店成為這樣的存在。
（作者畢業於清大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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