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是社會面對衝突、維繫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其正當性來自程序、證據與法治（rule of law）。然而當前台灣部分司法案件常被轉化為政治對抗的延伸，尤其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涉入刑事案件，從偵查、羈押到判決，「政治迫害」、「國家機器打壓」、「司法不公」等論調往往訴諸媒體。
這些語言刻意重塑一種框架：司法不在判斷事實，而是權力運作的結果。
我們應該憂慮的是，一旦這種敘事常態化，將改變社會對司法的基本認知。當判決被視為政治操作，便削弱證據與程序的重要性；公眾於是傾向以政治立場，而非案件所呈現的證據力來判斷是非。失靈的司法無法終結爭議、彌平傷痕，反淪為政治抗爭的延續。
制度評價與社會感知的落差
從制度面觀察，台灣司法並不符合全面失靈。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25年全球自由度報告》中，認可台灣的法院能免於政府或政黨的政治干預，並獨立進行判決；其結論將「台灣司法獨立性」評為滿分，這是支撐台灣蟬聯「亞洲最自由國家」前兩名的重要基石。此外，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亦顯示，台灣在司法效能方面顯著高於全球平均。
然而，制度評價與社會感知之間仍有落差。部分民眾對司法的理解，並非來自制度運作或判決理由，而是來自政治人物的詮釋。當個案被持續框架為「政治事件」，其負面影響便會外溢至制度整體，亦即個別爭議在媒體渲染下，被轉化為普遍的不信任，並視之為司法制度的結構性缺陷。畢竟，承認制度並不完美，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冤錯案的可能性、偵查程序的爭議等，都是司法必須面對的現實，而這些缺陷正是構成司法改革的動力。
但需要區分的是，具體批判與全面否定之間存在明確界線。前者以事實為基礎，指向制度修正；後者則傾向將所有不利結果歸因為政治操作，使案件本身失去被檢驗的空間。當「政治迫害」成為一種情緒語言，證據反而不重要；因為任何證據都可被視為操弄。在這樣的語境，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所強調的依法審判原則，就難以有效進入公共討論。
更重要的是，司法不僅依賴憲法與制度設計，更仰賴社會普遍相信證據決定事實；一旦這項前提被動搖，法律程序即使完整，判決理由也會被扭曲為法官的「政治正確」。長此以往，「有罪或無罪」不再是憑藉證據和程序，而是政治認同的延伸；這不僅淘空司法的獨立根基，也動搖社會處理衝突的公正威信。
結語
真正值得警惕與深思的，或許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對制度的系統性不信任正被持續放大。當「司法不公」成為反對陣營用來情緒動員的政治語言，其影響將超越個案，進而侵蝕台灣在民主化所建立的法治體系。
在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是否仍願意維持最低限度的共識：有些爭議，必須回到證據與法律之中，而不能完全訴諸政治語言。因為一旦社會失去對「證據」的共同信任，司法這道最後防線即使仍然存在，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作者為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發起人，現任國立臺東女中公民與社會科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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