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長久以來被認為與其他動物不同，是因為我們擁有理性。我們能延宕滿足、規劃未來、為尚未發生的事情做準備。理性讓人類得以建立制度、創造與發明新事物，也讓我們相信，只要理性充分發揮，我們便能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然而，我們卻會觀察到一些反常的現象：拖延不去完成重要任務、明明很在意一段關係，卻刻意表現冷淡、成功之後仍不斷自我責備，覺得自己不值得這些成就。這些自我破壞（Self-sabotage ）的行為，開始動搖我們對「理性的人類」的理解。
分裂的自我與自我對抗
柏拉圖用馬車來比喻人類心靈的分裂：馬車夫手中駕著兩匹有翅膀的馬，一匹光明，一匹黑暗。光明的馬象徵我們崇高的道德意志，黑暗的馬則不服管教。光明的馬拉著馬車向上，朝向真理、美與智慧前進；黑暗的馬則理性薄弱，會拖著馬車向下。
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Jonathan Haidt）則將人的心理分為兩半，一半是代表慾望、情緒的大象，另一半則是理性的騎象人。當我們心中的理智與情感產生衝突時，就像是象與騎象人在對峙。
這種「分裂自我」的心理模型在哲學史中反覆出現，從柏拉圖、尼采、佛洛伊德，再到當代的神經科學家。他們都在探討一個問題：我們為何會做出背離「成為更好自己」的行為？白話來說，為何我們會自我破壞（Self-sabotage ）？
自我破壞的形式五花八門，成癮、拖延、分心、自我批判都是。我們知道睡眠很重要、卻仍熬夜追劇；我們知道要吃得健康，卻抵擋不了垃圾食物的誘惑；我們知道截止期限迫在眉睫，卻仍分心去做其他無關緊要的事。
自我破壞比想像中的複雜
《多巴胺國度》的作者、精神科醫師安娜・蘭布姬（Anna Lembke）認為，絕大多數的人都渴望即時的滿足。當我們做了某件令人愉悅的事（滑手機、吃零食、拖延）時，大腦會釋放多巴胺，接著會出現一個反向反應：大腦會將多巴胺水平重新調整到基準線。
在這個過程，大腦很容易發生bug ，它會「過度修正」，導致多巴胺出現短缺。這就是危險的地方，我們進入一種急迫的饑渴狀態：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只要能讓自己回到那個穩定的基準線，就算付出很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精神分析始祖佛洛伊德認為，人類基本上被兩種相反的本能驅動著，一是基於「快樂原則」，與生命力與創造力相關的「生命驅力」；另一則是「死亡驅力」，一種渴望回到靜止狀態、回歸無機物的衝動。而人類終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
自我破壞只有在「死亡驅力」過於強烈時才成為問題，例如對於失敗的恐懼，可能導致我們在潛意識裡設下障礙來逃避，我們拖延、不準備面試、在重要場合遲到等。
最終和佛洛依德分道揚鑣的榮格（Carl Jung）則提出了另一個概念──「陰影自我」（shadow self），榮格認為：當內在狀態沒有被意識化時，它就會以命運的形式發生在外部世界。
舉例來說，一位女子反覆在約會中遲到，表面上屬於一種自我破壞，但她可能潛藏著對連結的渴望，卻害怕進入一段關係，她將親密關係視為不合理的需求、認定自己不值得，因此用遲到、刻意搞砸的方式表現出來。
拉岡（Jacques Lacan）則指出，我們不只害怕失敗，成功反而可能帶來更深層的焦慮。中了樂透的人，下場往往悽慘，或者那位辛苦工作一輩子、盼望退休的男子，一旦真正退休、生活重心突然消失後，反而陷入危機。這就像王爾德（Oscar Wilde）所說：「人生中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了。」
一個讓自我破壞更容易出現的世界
當代社會可說是加劇自我破壞的溫床，一方面個人主義與功績社會，不斷講求追求成功、幸福的重要，一方面各種媒體又無時無刻不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
佛洛伊德提出的「超我」，在過去掌管著我們自身道德操守，他是在我們心中一位嚴格卻可辨認的內在監督者。但在現今的資本主義下，我們受到另一個概念驅使：我們的行為被暴露在眾人目光下，社會高舉著「自我理想」的旗幟。這個理想並非用「你應該」來命令你，而是用「你可以」來誘惑你。
「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更快、更完美」，成為每個追求成功人士背後的噩夢。當我們達不到時，失落感更是強烈。當自信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我們乾脆不努力、直接躺平。儘管擁有理想，各種自我破壞的行為仍會阻止我們朝長遠目標邁進。
如何避免或減少自我破壞？
那麼，我們可以避免或是減少自我破壞嗎？
若要思考可能的解方，我們必須先區分兩種不同來源的自我破壞。一種來自外部世界，另一種則源自我們內在。
現今外部世界的影響絕大多數來自社群媒體，那些五光十色的貼文，讓你陷入一種所有人都如此成功、生活如此完美的錯覺。
社群平台擁有非常嚴重的參與不平等（participation inequality），研究統整出一個經驗法則「90-9-1」：大約90%的人只看不發、9%偶爾貢獻、絕大多數的內容僅來自1%的人。
螢幕對面的人生活，可能和你所處的現實八竿子打不著，然而你卻深受影響，以為那便是大多數人的生活。
正因此，我們必須刻意打造一個「隔離的世界」，讓自己免於那些高強化（highly reinforcing）的行為與刺激。
專門研究拖延的學者皮爾斯・斯蒂爾（Piers Steel）也發現，要克服拖延，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延遲快感」：「我們需要一些延遲，即便只是短短幾秒，也能產生明顯效果。」
停止自我審查
除了刻意的數位排毒、延遲快感，要減少自我破壞的第一步，應該是認清我們確實存在這樣的傾向。
過去各種經濟、社會理論總預設人類會理性地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然而行為經濟學家們，如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便曾挑戰「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指出人類其實常常做出非理性的行為：我們忽略退休金的重要、購買許多不必要的奢侈品，或是窩在沙發上吃下過量的食物。
然而，如果「自我破壞」只是人類不理性的證據，那麼我們大可設下更多、更嚴格的規則來管理它。但現實是，即便理解自我破壞背後的機制、看了無數如何從中擺脫的影片、下載了數款時間管理App，我們仍會在某個時刻，把自己拉回原點。
但換個角度，有沒有可能「自我破壞」並不只是大腦的認知錯誤，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心理訊號？
如果仔細觀察，自我破壞常常出現在我們格外緊張、脆弱的時候。比起日常工作，我們更容易在大型專案、期末報告上拖延；壓力大時，我們更容易熬夜追劇、食慾大開。從這個角度來看，自我破壞更像是一個警訊，強迫我們停下來，阻止我們去處理重要之事，問題是，我們通常不願意去理解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去聽它在說什麼。
在強調功績與自我提升的社會中，「停下來」很容易被解讀為退步，「撐不住」被視為軟弱，「搞砸」則意味個人的失敗。於是我們對自我破壞行為的第一反應，不是去問「我怎麼了」，而是「我怎麼又這麼做了」、「我好糟糕」、「我好失敗」。
這類自我質問，表面上像在反省，實際上卻讓我們更加緊繃，因為在那一刻，我們並不是單純地觀察自己的狀態，而是將自我推上審判席，試圖用理性壓制那些浮現的情緒與衝動。羞愧、自責、焦慮等情緒層層疊加，導致自我破壞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容易再次發生。
自我破壞發生時，我們可以透過正念（mindfulness）與自我覺察來拉開自身與他們的距離。當我們實踐正念時，做的並不是要立刻停止拖延或逃避感受，而是暫時停下那個自動啟動的內在審查，單純地觀察當下正在發生什麼，用第三方、不帶批判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行為。理解之後，我們更容易產生自我同理。當我們接受自我破壞的存在，它對我們的掌控力就會鬆動。
也就是說，與其要消除自我破壞的行為，不如學會與它共處，不要總認為有一種「標準人類」存在，然後我們都該變成那樣。我們真正重要的任務，是怎麼讓這些症狀成為你可以與之共處、甚至不討厭的一部分。
如同許多心理治療師都認為，治療的終點不是絕對的「痊癒」，而是更加貼近幸福的過程。如佛洛伊德所說，「如果能把你的歇斯底里症狀（或任何其他心裡困難）轉換成「普通的不幸福」，代表你已經前進很多了。」
（作者為早稻田大學院碩士一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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