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目不轉睛地看著丹尼爾．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從地面升起，懸浮在空中。霍姆是知名的靈媒，因主持降神會而聞名：在這些降神會上，桌子會翻動，傳出神祕的敲擊聲，而霍姆本人更多次展示了他的漂浮能力。對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來說，這無疑是靈界存在的明確證據，也堅定了他對超自然現象的信仰。
這種信仰並非偶然：榮格的母親曾是靈媒，外祖父也篤信靈界。榮格本人雖接受過醫學訓練，並對精神病學產生興趣，但他始終關注人類經驗中無法從物質層面解釋的那些面向。他的研究基礎是讓精神病患進行字詞聯想實驗，並從中逐漸相信，患者的妄想並非完全虛構──這些妄想似乎觸及了某種與物質世界並不完全對應的意識層面。患者的行為和反應似乎反映著神祕現象，而榮格從研究中收集的數據，更增強了他對超心理學的興趣。
冰山之下：榮格與佛洛伊德對無意識的不同想像
榮格或許是最重要的後佛洛伊德主義者。他早已熟讀佛洛伊德的著作，並在1907年首次與佛洛伊德會面。兩人極為投契，以致有段時間佛洛伊德將榮格視為自己的繼承人，甚至在1910年提名榮格出任新成立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終身主席（不過成員們只同意讓榮格擔任2年）。然而，他們的友誼只維持了幾年。到了1914年，理論和個性上的分歧徹底破壞了他們的關係，榮格和他的追隨者最終正式與維也納學派分道揚鑣。
佛洛伊德比榮格年長許多，餘生中一直對榮格懷有刻薄的恨意，不錯過任何一個可以貶低他的機會。榮格因這個決裂備感苦惱，經歷了長達3年的憂鬱期，儘管後來他將那段日子描述為他發展理論時一生中最具創造力的時期。
兩人產生分歧的核心，與佛洛伊德的泛性論（pansexualism）有關──這是榮格對佛洛伊德理論的稱謂，亦即認為包括夢境與行為在內的一切現象，都能從性的角度解讀。佛洛伊德將原慾（激發行為的生命動力）視為完全源自性慾，只能透過生活經驗（通常是創傷）才能昇華為其他能量形式。榮格則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原慾是一種創造性的生命動力，其源頭包括個人的精神需求和創造性需求等多種面向。雖然他承認性能量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絕非全部。在榮格看來，夢境和無意識行為除了反映性慾主題，也能體現精神性和非物質層面的主題。
他們之間的分歧還有其他根源。佛洛伊德是堅定的唯物論者，相信自己理論牢固建立在神經學的基礎上。他警告榮格，對超自然現象的興趣可能毀掉其作為科學家的聲譽。榮格回應稱，自己正在收集有關人類心靈的重要數據，且過程中始終保持著適度的懷疑態度。隨著研究推進，榮格逐漸相信無意識心智存在另一個層面──一個全人類所共有的層面，他稱之為集體無意識。因此，他的心理模型與佛洛伊德截然不同。
佛洛伊德將無意識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榮格則將自我視為有意識心靈的一部分，其下是基於個人經驗的個體無意識，而更深處則是集體無意識。兩種模型都將個人的心靈比喻成一座冰山，如果說佛洛伊德認為意識心靈是位於水面上的部分，而本我、自我和超我如同冰山有5分之4隱藏在水面下，那麼在榮格的模型中，意識心靈僅只是浮出水面上的一角，個體無意識是水面下的冰山本體，而整座冰山都漂浮在全人類共有的集體無意識海洋中。
榮格的原型與人格面具
榮格認為，這種集體無意識蘊含有許多強有力的符號，稱為原型（archetypes），這些象徵在神話和傳說中不斷重複出現。他相信這些符號代表了普世的模式或意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它們出現在文學或藝術中時，我們會特別心有所感。
榮格描述過許多不同的原型：大地母親、全能的父親、生命與重生、詭計者、創造者、巫師等等。他認為，當我們遇見這些原型時之所以會產生強烈的共鳴，是因為他所謂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也就是與集體無意識的直接連結。在他看來，這些原型顯示的心理力量，以及它們在不同文化的民間傳說、神話與文學中頻繁出現（榮格認為它們存在於所有人類文化中），證明了這些原型並非如佛洛伊德所主張的僅僅是個人經驗的產物。
其中最重要的原型之一是人格面具（persona）：我們向他人展示自我的方式。榮格將其視為一種面具，用來塑造我們想傳達的印象，並隱藏自我的其他面向。例如，榮格認為男女的社會角色認同來自社會化的過程，主張每個人的人格中都擁有雙性特質，但人格面具會隱藏女性心中的阿尼姆斯（animus，即男性特質）和男性心中的阿尼瑪（anima，即女性特質）。
人格面具的對立面是陰影（shadow）。陰影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在缺乏自信的人身上，陰影可能是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自信自我；但在一個保持平靜穩定形象的人身上，陰影可能是洶湧的憤怒。在榮格看來，每個人都有陰影，且愈是壓抑、將其埋藏在無意識中，陰影就愈黑暗。他強調，認識並接納自己的陰影，無論對心理治療中的當事人或治療師都很重要，因為這能有助他們理解他人。榮格認為，瞭解陰影而不是壓抑或扼殺它，是心理成長的必要條件。
榮格還提出了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內向和外向概念。就像他理論中人格的其他面向，他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同時具備這兩種特質：那些在外在人格面具表現為外向的人，內心裡也會有一個內向的自我；而內向者的自我陰影則是外向的。內向與外向作為行為風格的概念，後來被納入人格測量領域，不過就整體而言，人們內在存在平衡的對立特質，此一觀點仍僅限於榮格理論的範疇。
儘管榮格的理論在主流心理學中普遍處於邊緣位置，卻擁有龐大的一群追隨者。由於該理論能明確探討生命的精神層面，因而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它涵蓋了宗教信仰，甚至能解釋某些另類的人類經驗（諸如當今超心理學家研究的現象）。它填補了心理學的一塊知識空白──這也正是馮特當年試圖以民族心理學去填補的缺口。但由於榮格的論據本質與主流心理學差異極大，以至於他的分析心理學（有時被歸為深度心理學的一支）雖成為精神分析學中獨立且蓬勃發展的分支，卻幾乎不被主流心理學界承認，部分原因在於它排斥實驗主義。
阿德勒的補償與自卑情結
榮格並不是唯一不同意佛洛伊德觀點的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對持異議者是出了名的刻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與其說是佛洛伊德的學生，不如說是他的同事。兩人儘管曾公開爭論，但仍有過一段和睦相處的時光。阿德勒是資深的醫生，起初被佛洛伊德的理論吸引，最後獲認可為維也納學派的共同創始人之一，但他在許多方面公開反對佛洛伊德。最初，雙方爭論攻擊性（aggression）的本質：阿德勒認為攻擊性是獨立於性慾的驅力；後來出現了新的爭論，因阿德勒開始主張人類經驗的外在部分（即社會領域），與內在的衝突和情結一樣，對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關重要。然而如前所述，佛洛伊德將內在領域──特別是性慾層面，視為所有心理問題的根源。
到了1911年，兩種理論路線的分歧已經無法調和。阿德勒帶領幾位支持者正式脫離佛洛伊德的維也納學派，創立全新的理論體系。他將其稱作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他關注的是作為整體的人，強調人與周圍世界的緊密關聯，而非僅從無意識內心衝突和精神官能症的角度拆解一個人。
阿德勒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補償（compensation）。他從小患有佝僂病，行動不便，所以在擔任臨床醫生時曾研究過馬戲團表演者，特別注意到他們如何適應身體上的弱點。在與佛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界學者的討論中，阿德勒對身體缺陷補償的興趣擴展到心理弱點的補償。他從而提出：人類行為的動機，往往是出於克服或補償「自卑感」。
阿德勒以提出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的概念聞名。這概念指的是一個人可能在早年形成個人的自卑感，並試圖以其他方式有效補償。他自己曾經歷與哥哥激烈的競爭，而他對個案的分析讓他確信，童年與家人的互動往往會相當程度地塑造一個人未來生活中的自卑感或優越感。此外，他認為孩子在家庭中的出生順序──無論是長子、次子還是么兒──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成長經驗，並可能引發不同的問題。
例如，長子在次子出生之前往往備受父母寵愛，但從那時起一切都變了。這可能導致阿德勒所謂的被廢黜感（dethronement）：本來是家庭的中心，現在卻不得不淪為次要角色。此外，他們往往需要承擔照顧年幼弟妹的責任，這給他們帶來了更大壓力。在阿德勒看來，這解釋了為什麼長子長女在日後生活中，特別容易受精神官能症或成癮問題困擾。相反地，老么往往被過度溺愛，導致他們無法發展出完整的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排行中間的孩子既不會經歷被廢黜，也不會被溺愛，更可能發展潛能並獲得成功，但也可能因感覺被忽視而變得叛逆。
阿德勒認為，補償是對自卑感的自然且健康的反應。精神分析師的作用是幫助個案察覺這些感受，從而發展積極的補償策略。他是第一個放棄傳統精神分析躺椅、只簡單用兩把椅子進行諮詢的分析師，以此象徵治療師與個案的平等關係──這正是他重視社會脈絡的體現。阿德勒認為，理解個人的社交互動以及他們是否感覺歸屬於某個群體，是有效治療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德勒被稱為首位社區心理學家（community psychologist），預見了下個世紀才完全融入主流心理學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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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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