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並非自然災害，而是社會學現象——這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往往最終導致制度化的大規模殺戮。本文主張，為避免台灣爆發潛在戰爭，關鍵不僅在於應對安全情勢，更要認真設想如何降溫，以避免預言自我實現。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重新審視諸如「九二共識」等昔日框架，重點不在於認同其特定內容，而是要體認到任何共識對於預防戰爭的根本重要性，並積極尋求適用於當下、切實可行的新共識。這同時也是一項重要的提醒：切勿僅因和平的替代方案或許無法針對衝突提供完美或永久的解方，就放棄追求和平。
此外，本文的討論亦旨在促進更深刻的理解，即和平不等於姑息，中立也並非必然意味著解除武裝，藉此鼓勵各界積極思考維繫和平的多元途徑。
設想局勢降溫
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情勢日益危險，不僅因為特定一方採取了具體的軍事行動（例如有愈來愈多的美軍被派遣至台灣，或中國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更因為各方都逐漸堅信戰爭已無可避免。這種情況極其危險，因為它會造成國際關係學門所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亦即相信某種社會結果將會發生，便導致人們和機構為此預做準備，而此種準備反過來又將信念轉化為可能性，並最終演變為現實。
當權力分散於不同行動者手中時，情況尤其危險，因為個別份子能藉由所謂的「導火線」，製造既成事實，進而將整個國家推向武裝衝突。然而，倘若不是已預先構築足以滋生衝突的根本結構，那麼衝突的導火線便無從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一位大公及其夫人的遇刺事件引發了骨牌效應，而此效應之所以能發生，完全是因為先前已建立了危險的同盟體系。
再舉一個更切近的例子，如1930年代日本在亞洲大陸上充滿變數的軍國主義擴張。1931年的「918事變」（瀋陽事變），便是一起由失控的軍團單位策劃並執行的「假旗」事件，它使得當地的軍事菁英得以進軍滿洲。此舉繼而迫使日本內閣支持其行動，只因害怕丟失顏面和承擔政治風險。儘管「918事變」並非在東京策劃，但整體局勢之所以如此發展，是因為入侵中國並與之作戰的結構先前早已成形。結構決定了現實走向。
幸運的是，反之亦然。以歐盟為例，儘管歐盟有不少缺失，但它或許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和平計畫，成功地讓歐洲大陸兩個最悠久的敵人──法國與德國──和解並團結起來。同樣地，正是這個聯盟的結構，使得法德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的緊張關係得以緩和。歐盟尚未成為「歐洲合眾國」；它並非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國家，但其意義卻遠超單純的關稅同盟。歐盟內部的緊密相連已建立了足夠的結構性框架，維繫其成員國之間的和平。
儘管英國脫歐的過程充滿不快，雙方都未曾提及採用軍事手段──對於一個向來慣於在戰場上解決邊界爭端的大陸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顯著的成功。歐盟的結構促成了這次和平分手，這與其他許多地區形成鮮明對比──在那些地方，暴力過去曾是、或者現在仍是達成自治或獨立目標的常見手段[1] 。
台北與北京之間的衝突情勢特殊，尤其考量到雙方在經濟上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但其基本前提是相同的：若要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案，就必須先對和平進行構想，才可能進一步建構出一個足以促使局勢降溫的結構。即使我們所構想的各種情境最終未能完美實現，重要的是要能開創一條使衝突程度得以逐步緩和的軌跡。
巧妙的論述建構，成就務實的安排
當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互動軌跡，奠基於冷戰結束時出現的一種務實安排，即所謂的「九二共識」；它是藉由「求同存異」來構建和平最具啟發性的範例之一。這項安排是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之間的一種妥協。其核心內容是雙方均認同只有一個中國（包含台灣），但在「中國」的意涵或代表權上則各自持有不同立場。
這項安排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抽象的君子協定，既未曾形成正式條文，也未經任何批准程序取得公開認可。後續的幾任中華民國政府，對此共識的態度各異：例如馬英九總統時期對其表示支持，而蔡英文總統時期則拒絕了其中的部分內容；更有些人主張，所謂的共識從頭到尾就不存在。
「九二共識」究竟是否真實發生過，其重要性遠不及這套論述建構本身持續了30年之久，並長期作為穩定台海兩岸政治關係的一個「定錨點」。這項最低限度的共識，使雙方得以建立溝通與對話機制（包含2015年的馬習會），並形成了一種顧全彼此顏面的務實安排。這進而促成了雙邊關係在現實層面上的緩和，涵蓋了經濟合作、投資、觀光旅遊以及人員往來等各方面的交流。
這個所謂的「兩岸共識」其實向來就是一種巧妙的論述建構。早在1990年代初期，「誰代表中國」之爭的勝負已大致底定，國共內戰也早已名存實亡。然而，此「共識」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雙方在歷史上都同意自身「要作為『中國』一方」的立場。這種權宜的相處模式運作了30年，事實證明，它比其他冷戰時期的分裂對峙局面更具建設性成果。它使雙方在政治歧見下，不僅各自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也建立起務實的互動關係，從而成為一種負責任的衝突管理模式典範。
然而，過去的和平與繁榮，卻也正是這項安排如今漸趨終結的根本原因之一。經濟上的成功，使北京得以建構起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與此同時，台灣則在美國的協助下，增強了其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如今，問題的癥結已不再是誰能代表「中國」行使統治權，而是台灣自身的獨立與主權歸屬問題。
瀕臨瓦解的共識
儘管「共識」的主張曾一度有助於緩和局勢，但過去30年來，這場衝突的根本性質已經發生了轉變。時至今日，兩岸雙方都已不再具有強調中華民國（ROC）存在的動機。對北京的官方論述而言，淡化或全然忽略「中華民國」的存在更為有利。在台灣，受到民主化進程以及日益茁壯的本土認同（多數居民自我認同為「台灣人」）所驅動，強調所謂「中華文化傳承」的內部動機也已大幅減弱。這種持續進行的「框架重塑」過程，從一些象徵性的改變中便可見端倪，例如新版護照設計刻意突顯「TAIWAN」字樣，以及試圖將「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s） 更名等舉措。
顯然地，這套共識論述中最起碼的共同認知基礎──亦即「兩岸雙方都想作為『中國』一方」──正逐漸瓦解。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倘若台北方面宣布獨立，北京極可能會動用武力，因為北京早已將此類聲明視為「戰爭理由」。與此同時，台灣方面也幾乎不可能接受統一，並放棄其獨立的政府體制，變得像「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一樣。
維繫長久和平的主要障礙，似乎在於缺乏戰爭以外的其他選項。在北京持續孤立台灣並力促統一的同時，台灣自身的文化及政治發展軌跡，則顯示出進一步的「台灣本土化」以及更趨獨立的傾向。美國依然是一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其角色已有所轉變；近期的若干舉動，例如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2022年的訪問，就更被外界視為加劇緊張情勢，而非扮演平衡穩定的角色。此外，許多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預期美中兩國可能因台灣問題爆發衝突，而美國國內部分揚棄「一個中國政策」的論調，也對此脆弱的區域平衡增添了進一步的壓力。
局勢降溫的前提要素
戰爭以外的替代方案，需要對各方的政治信念與實力進行務實的評估。現實主義要求我們精準地理解所有各方──台灣、中國以及美國──的內部敘事邏輯與行事動機，而非僅憑我們單方面期望他們如何行事來加以揣測。這需要運用「戰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去確實掌握他們行事的「理由」、他們的紅線所在，以及可能存在妥協的空間。
這點之所以充滿挑戰，是因為戰爭思維往往會將非暴力提案斥為軟弱，同時卻將軍事解決方案美化為強勢的表現。避免陷入這種情勢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至關重要。
更重要的一點是，「理解」某一行動者的動機因素──即便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動機──絕不能與「縱容」其行為混為一談。國際關係領域的現實主義，旨在解釋現象，而非為其「辯解」。
其次，替代方案必須考量到兩岸衝突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性及其深遠的歷史根源。若要破除錯誤的敘事，就必須理解當前實際的政治格局（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方世界一種常見的誤解，是將「台灣」描繪成一個歷史上早已獨立的國家，且正受到「邪惡中國」的威脅。這種敘事並不正確；在當前政治上，台灣就是中華民國（ROC），在思索任何可行的應對方案時，務必牢記這一點。
第三，戰爭的替代方案，未必是所謂的「完美和平」，而更可能是「非暴力形式的衝突」。國際關係通常並非全然和睦無爭，各式衝突本就是國際政治現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國家之間經常透過協商來處理彼此的歧見，它們會相互競爭，有時不免發生爭執，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會兵戎相見。重點在於，國際間的互動本質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亦即不是只有戰爭或和平兩種選項──而是一個涵蓋範圍廣闊的光譜。國家間的關係光譜，從極度友好到公然敵對，範圍甚廣；但絕大多數的衝突都發生在政治層面，只有極少數最終會演變成軍事對抗。
這對台灣而言至關重要，因為我們絕不能犯下一種錯誤，那就是認為我們需要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未來問題的「黑白分明的解方」。無論局勢如何發展，問題與衝突很可能依然存在。即便訴諸戰爭，也未必能解決所有衝突；相反地，由戰場上導出的決定，往往反而埋下未來更多衝突的禍因[2] 。
簡而言之，衝突或許無法被徹底消弭，但其強度可以被控制在不致引爆公開暴力的門檻之下。這必須是台灣的努力目標。然而，要達成此目標，就必須挑戰當前的「戰爭思維」；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衝突各方的鷹派言行往往相互強化，導致情勢不斷升級，而尋求非暴力替代方案的鴿派人士，不僅可能面臨威脅，更容易被斥為「姑息主義」或「軟弱無能」。
當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可行的、最起碼的共同認知基礎──也就是一個「新共識」。即便雙方最終對此共同基礎的理解再次南轅北轍，即便它無法化解潛在的根本矛盾，我們依然需要一套雙方都能夠認可的共同敘事基礎；一個雙方在必要時能重新以此為依歸的參照點，縱使不盡滿意，至少不至於全然否定或排斥。
開創「維持現狀」的新論述空間
當前需要的，是開創一個能讓進行中的衝突以非暴力形式延續的論述空間；亦即，目標並非要「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而是要致力於「維持現狀」。這種做法也符合台灣的主流民意，因為絕大多數（高達85%）的民眾，相較於冒著獨立或統一可能帶來的風險，更傾向於維持現狀。因此，一個潛在可行的方向，便是去探尋能夠取代舊有共識的新概念，藉此創造出新的共同基礎或交集點。這些新概念必須能夠兼容當前相互對立的目標──亦即獨立與統一──同時又能維護實質上的現狀。
針對尋找一個新的「最起碼共同認知基礎」方面，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呂秀蓮曾提議，可將原共識內容中的「中國」要素，替換為一個更為抽象、類似「中華」（Chung-hwa）的文化屬性概念。
此處所謂的「中華屬性」，並非指涉國家或單一族裔的層面，而是一個更為宏觀的文化認同層面。從文化角度而言，台灣多數居民，與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或世界其他地區的華人，同屬於廣義的「中華文化圈」一部分，這一點比較少爭議。正如同世界各地許多具有華人文化背景的人們，會在文化層面上認同自身與「中華文化社群」的連結，台灣大部分民眾亦能有此文化認同。「中華」此一概念並不專屬於任何單一國家政權，而是一個共通文化的交匯點與象徵。因此，儘管「要作為政治上的『中國』一份子」對多數台灣人而言或已不再實際可行，但認同並歸屬於廣大的「中華文化社群」則普遍不成問題。
由此，便衍生出建構「中華國協」或「中華邦聯」等模式的構想，這些模式將提供一個共同的「大中華框架」，在此框架下，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或能以某種形式並存，共同形成一個更為廣泛的自願結合之共同體。
這個方向值得進一步探索。為達成新共識，將討論的焦點從狹義的「中國」轉向更廣義的「中華」，或許能提供一個可行的起點。這或許也能增強台灣的自主能動性。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持續杯葛，台灣在國際上推動各項倡議時，向來面臨重重挑戰，其國際外交互動也因此備受限制。在公開演說、官方文件以及透過外交管道，策略性地運用「中華」此一概念，將是中華民國在初期無需立即獲得中國方面接受或美國支持的情況下，釋放新思維的一種途徑。
「中華」概念若能與某種政治地位相連結，便可進行更具戰略意義的政治操作。例如，倘若中華民國宣稱台灣是「一個隸屬於大中華世界（Chung-Hwa world）的多元族群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將難以全然否定此說法。這對北京而言或許仍嫌不足，但很難想像北京會直接表示「否定」。北京的回應更可能是沉默以對，或是表面上認同「是的，你們確是（中華世界一員），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失為一種進展：亦即取得了（北京方面勉強的）「是」，或至少避免了全然的「否決」，同時又不至於在台灣內部引發強烈的政治反彈。其相對低調且不具高度爭議性的本質，在現階段或許可作為一個各方勉強可以接受的共同立足點。
中立提案：一個承載新論述的框架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整體方案中，另一項核心內容可以是「中立」（Neutrality）——這也是前副總統呂秀蓮曾倡議的另一概念。「中華」概念主要著重於處理兩岸層面的議題，而「中立」則或許能扮演一個「概念框架」的角色，用以重塑安全領域的論述，並引導整體外交政策朝向促使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降溫。
對台灣而言，「中立」將意味著依據國際中立法規來制定其外交政策。中立並不代表台灣必須解除武裝。它與「和平主義」（Pacifism）有所不同，中立國家通常會為了自我防衛而維持規模不小的軍隊。中華民國仍將保留其武裝力量，並且能持續對外採購防衛所需的武器系統。同樣地，中立也不意味著台灣宣布法理獨立；中立本身並非主權地位的宣示。
最顯著的相關範例是奧蘭群島（Åland Islands）：該群島在法律上為芬蘭領土，但同時享有高度自治並維持中立地位。該群島在1920年代經芬蘭與瑞典協商妥協後確立了中立地位，連芬蘭本國的軍隊都不得進駐。儘管該群島同時也是非軍事區（此非中立的必要條件），但這樣的安排確保了此一地緣戰略要地不被任何一方用來投射軍事力量，從而化解了圍繞其「歸屬權」的兩難困境。這套安排已成功運作了100年之久。
對台灣而言，奉行中立原則將意味著必須明確聲明：台灣將持續向美國採購防衛性武器，但絕不會成為美軍所謂「不沉的航空母艦」。台北方面將排除與第三方國家簽訂直接的安全防衛協議，並承諾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合作。台灣的外交政策將致力於扮演區域緩衝的角色，使其領土從地緣戰略的競逐棋盤上淡出。儘管這可能意味著美國軍事介入的可能性隨之降低，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或許會正面看待台灣的中立──特別是若能參照奧蘭群島模式，因為該模式本身即隱含了不尋求（法理）獨立的意涵。
「中立」本身也是一個具有足夠詮釋彈性的概念，容許各方存在不同的解讀空間，從而使其具備作為談判基礎的潛力。其目標在於將衝突的論述主軸，從圍繞「統一vs.獨立」的爭辯，轉向探討「哪些情境與台灣的中立地位相符、哪些則有所扞格」。若此一策略奏效，或許能將衝突的發展軌跡導向為一種持續性的政治角力，但能將其激烈程度控制在不致引爆公開暴力衝突的門檻之下。正如前副總統呂秀蓮所言：「這是一條前瞻性的路線圖，旨在為太平洋地區謀求更佳的未來，並平衡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權力鬥爭或競爭。」
結論
積極構思戰爭以外的替代方案至關重要，目的是建構出相應的框架，以便管控台北與北京之間持續存在的衝突，使其不致升級至武裝戰爭的層面。「九二共識」曾是一種有其現實作用的巧妙論述，但如今其時效恐已無多，因為衝突的焦點已從「誰才是中國」的代表權之爭，轉移到「台灣能否獨立」的根本問題上。當前需要在論述層次上尋求一種新的妥協方案，以便能對這場衝突進行有效的政治管控。儘管我們不能期望新的共識能一舉解決所有爭端，但任何可行的方案都必須以維護台海和平的現狀為首要前提。
綜合前述的各項提議，或可形塑出一個「中立的中華之島──台灣」的概念。我們冀望此一概念既具有足夠的詮釋彈性，容許各方進行不同的政治解讀，同時又具備足夠的內涵與力道，能成功將衝突的焦點從直接的軍事對抗中轉移。
（作者為京都大學法學院暨白眉中心副教授、YouTube頻道「中立研究Neutrality Studies」創辦人。原文發表於F1000Research。）
[1] 例如20世紀初的愛爾蘭（脫離英國）、科索沃、頓巴斯、加泰隆尼亞以及巴斯克地區。
[2] 例如一戰德國戰敗後，凡爾賽和約的苛刻條件（戰責獨歸德國並受重懲）所引發的民怨，為希特勒鋪路並最終導致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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