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能議題上,立場分歧在所難免。然而,支持者與反對者雙方在討論核能時,應將其置於對抗氣候變遷的脈絡下思考,畢竟雙方最終的目標一致:在2050年前達成淨零碳排,避免地球陷入不可逆的災害。在此前提下,我們或許可以更適切地評估核能在台灣淨零轉型中的角色,並以納入外部成本的思維審視能源政策選擇。
本文首先回顧應有的共識,接著檢視台灣能源轉型的目標與現況;再來,探討核能發電作為選項的成本,涵蓋他國新建成本與技術投資的參考與啟發;更重要的是,在比較時,也須理解其他能源的真實成本,以「外部性」的視角全面考量。最後,我們期待所有關心地球與能源轉型的公民,能以科學素養為基礎,務實思考我們所期盼的未來。
沒有宜居的地球,談能源轉型只是空話
2019至2020年,澳洲與加州接連發生大規模野火,燃燒面積達數個台灣大小,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和百萬人民疏散。同期,北極、西伯利亞、亞馬遜及印尼也爆發嚴重火災。極端氣候事件頻率顯著增加,並伴隨酷暑與嚴重水患,威脅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2021年德州冰風暴引發大規模停電,並造成多人死亡。同年,全球最大冰山A68被宣告消逝。
具有科學意識的人會理解,這些災害雖不一定直接由氣候變遷引起,但其頻率和嚴重性明顯與氣候變遷息息相關。地球生存環境逐漸惡化,若眼前棘手的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我們的未來將可能危在旦夕。
因此,根據《巴黎協定》的願景,全世界198個國家,超過130國承諾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淨零碳排並不意味著人類將完全停止排放溫室氣體,畢竟用電、製造、運輸等活動都會產生排放。其目標是在於讓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再增加,甚至下降,以抑制地球溫度持續上升。要達成這一目標,除了節能減碳、減少排放外,還必須發展負碳技術,用以捕捉或抵消碳排放。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行動,而台灣作為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的島國,更必須在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減碳之間找到平衡,否則「淨零」將只是一紙空談。
台灣的發電現況:減碳困境
根據政府2017年訂定的《能源發展綱領》,我國能源政策以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四項核心價值為基礎,並訂定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依此框架,2020年發布的《能源轉型白皮書》明確提出2025年發電結構應為:燃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核電歸零,整體路線朝向提高燃氣與再生能源比例,降低燃煤使用。然而,火力發電仍佔發電總量近8成。

根據台電最新公開的數據,截至2024年底,再生能源佔比僅有11.9%。燃氣確實已成為發電主力,而目前唯一確定達成的目標是非核家園。事實上,政府一再重新調整再生能源目標,將2025年目標下修至15%,並預計2026年可達20%。換言之,較2024年水平,再生能源仍須提升約3個百分點,並在短短一年內再增加5個百分點。而台灣再生能源的發電佔比,從2000年到2024年平均每年僅增加約0.4個百分點。

進一步來看,行政院公布2050年發電比例目標,即達成淨零碳排的理想能源結構,要求再生能源佔比達60%至70%,氫能佔9%至12%,配合碳捕捉技術的火力發電佔20%至27%。這表示在2026年至2050年間,再生能源需大幅提升40至50個百分點,火力發電則須從2024年的近80%大幅下降,而目前發電佔比幾乎為0%的氫能,必須躍升至1成左右。
面對上述數據,台灣能否在「非核家園」的能源架構下,穩健且逐步邁向 2050淨零碳排,依然是一項高度複雜的挑戰。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政府既定目標屢次延後,再生能源佔比與未來目標之間存在明顯落差,而歷史經驗早已告訴我們,能源轉型往往是一場漫長的工程。正如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著作中所提的,石油在全球能源中的佔比,花了近30年才從10%增至25%;天然氣耗時70年才達到20%;核能則歷經27年才達到10%。法規與政策更新的遲緩、社會對新能源採用的分歧,皆使能源技術的推進速度遠不及其他科技領域。
更重要的是,台灣在非核家園政策下,火力發電比例自1990年起持續上升,化石燃料依賴未見減少。放棄零碳核電選項,使減碳目標與實際能源結構產生矛盾:目標是減碳,卻見石化燃料佔比上升,而且佔比極高。
即便燃氣較燃煤環保,但並非毫無隱憂,天然氣開採及運輸常伴隨甲烷外洩。史丹佛大學研究指出,石化燃料開採使甲烷排放急劇增加,甲烷在大氣中停留時間長於二氧化碳,且造成溫室效應的效果約為二氧化碳的80倍以上。
因此,在台灣的能源轉型路徑中,雖然確立了零核能的方向,卻在再生能源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推高了對石化發電的依賴。這樣的轉向看似減碳,實則暗藏氣候與能源安全雙重風險,不僅可能鎖定高暖化的發電結構,在台灣四面環海、天然資源缺乏下,更要面對天然氣價格波動、能源戰略等安全疑慮。

關於核能:從成本到安全,世界的答案不只一種
關於核能成本的討論甚多,我們將先從現有核電廠持續發電的成本談起,再探討平準化電力成本(LCOE),最後藉由韓國低廉的隔夜投資成本(overnight capital cost)經驗,帶出對核能技術投資的思考,在下一部份進一步考量核安疑慮。
根據台電資料,2025年1月份至6月份中,平均發購電力成本是1度電3.19元,火力發電為2.89元,台電自有再生能源發電為2.08元。其中,地熱成本最高達12.10元,水力最便宜為1.31元,風力和太陽光電各為4.78和4.04元。再生能源購電則以躉購費率計價,達5.60元,遠高於平均電力成本。
若不考慮外部成本,核能發電成本為1度電1.98元,在發電成本上極具競爭力。台電指出,核能成本低廉是因電廠資本已攤提折舊完畢,而這正是核能發電的特色之一,若能順行持續運作,核能能夠提供穩定且低成本電力。更重要的是,這樣穩定的能源若能作為過渡角色,對民生電價有正面貢獻,筆者認為這是政府必須讓人民清楚的事情,至少該讓民眾了解他們有此選擇。
在氣候變遷脈絡下,部分公民團體近期則以新核能電廠發電成本高昂為由反對核能,主張根據投資銀行Lazard於2024年發布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核能的LCOE遠高於其他再生能源。
然而,詮釋該報告需注意兩點:第一,Lazard明確以美國情境為主,勞動成本、融資條件、政府模式等地區差異會大幅影響結果,且當時美國利率及通膨水平亦影響成本衡量,故不能簡單外推至其他國家或專案。第二,Lazard強調LCOE對資本成本極為敏感,較低融資成本、政府擔保或長期攤提經濟壽命,均可明顯降低核電成本,且若內化碳定價,核能競爭力更佳。該報告也指出,他們並未處理潛在的社會和環境外部成本(例如空汙)等問題,針對核能的計算也僅止於美國新核電廠,而非針對核能全產業。引用該報告質疑「無條件擴建新核電」是可行的,但若因此斷言「全球不需核電或核電無減碳角色」,則屬誤用。
核電前期高資本投入是其本質,低營運成本則是特色。折現率、法規及工期延誤均影響成本衡量。以韓國為例,根據世界核能協會的說明,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核電資本成本的上升可能是表面現象,持續維持發展計畫的國家,資本成本得到了控制,韓國便是重要的例子。
韓國除了重啟核電廠,更積極投資新核電技術、外銷核電廠,根據Latitude Media對非營利組織Good Energy Collective的共同創辦人的訪問,2020年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的報告,及OECD核能機構和IEA的共同報告分別指出, 美國核電隔夜投資成本為每瓩6,000美元,韓國則為2,200美元,中國、法國和阿聯酋等國則介於其中,顯示核能建設成本跨國差異大,難一概而論。
事實上,上述核電產業的發展路徑或現象,與經濟學上的學習曲線效應(learning curve effect)部分吻合:早期投入成本高,但隨著持續投資、產業結構的建立、以及經驗與技術的累積,長期成本有望持續下降。單憑個別高成本案例否定核能,忽略持續投資可能帶來的降本潛力,並非嚴謹論據。對任何創新技術均是如此,核能亦不例外。
核能安全、外部成本:被忽略的氣候與健康帳單
關於核能的「成本」,還有一項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核能安全的憂慮,核災可能的影響。這種成本的範圍遠超過電廠建設與營運成本,它屬於經濟學中所稱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指的是我們的行為或生產活動對他人造成負面影響,卻沒有反映在市場價格中。
讓我們先看以下這張圖,一覽各種能源從燃料、發電到後續對人類及地球的影響狀況。圖中顯示,核能發電每太瓦時導致的死亡人數僅0.03(已包含車諾比和福島核災事故),而燃煤、燃油與燃氣分別是核能的820倍、613倍及93倍;在能源潔淨度方面,核能也是排放溫室氣體最少的能源之一。

儘管數據顯示核能在安全性與環境影響上具明顯優勢,仍有部分人堅信核能極度危險。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他們忽略了石化能源所帶來的龐大外部成本。當我們思考是否使用核能時,這些思考可能並未反映這些外部成本,也沒有涵蓋持續使用化石燃料對全球氣候災難造成的真實代價。
此外,極端核災發生的機率之低和現行技術的可控程度究竟為何,通常也受到忽視。回想起開頭提到的極端氣候事件,若在考慮能源選項時將這些外部成本納入氣候變遷的脈絡下檢視,我們的淨零碳排目標將更為明確。核能在相對與絕對層面,都是一項安全且潔淨的能源選擇。
當然,對核能的疑慮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過去核災事故留下的恐懼與印象。正如比爾・蓋茲所提問的:「我們會因為交通事故而停止開車嗎?」這並不是要將交通事故與核災相提並論,而是在提醒我們,如果人類會選擇不斷改進汽車安全,為何面對核災之後,卻有部分人或國家消極地停止核能技術的研究、創新與發明?恐懼核能的人往往阻礙了核能技術的進步,並將想像和印象停留在過去,進而轉化為反對核能的理由或信仰。這樣的討論既不積極,也缺乏科學精神。回到現行的核安問題,若能納入外部成本的考量,並尊重核能技術專家的說明,筆者認為核安問題將可以脫離「政治問題」,回歸「技術問題」。
拋棄堅固的能源信仰,捲起袖子開始討論吧
在挽救氣候變遷的目標下,能源問題極為複雜,不僅涉及各種能源的專業技術、成本與利益,更涵蓋許多現實的考量與挑戰。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民主與人道精神的基礎下進行審議。唯有公開且務實地檢視我們的選項,同時謹記過去與現在的決策如何影響他人、產生外部成本,才能在科學根據下進行積極討論,而非單純相信未來能源比例能突然陡降至理想目標。
這篇文章即是這樣的嘗試。或許其中不免有錯誤,但我們必須清醒認知,在氣候變遷的脈絡下,我們如何選擇應對的工具。我們希望擁有穩定的電力、廉價的能源與乾淨的空氣;同時,作為獨立電網所面臨的挑戰、儲能技術的發展、負碳技術的創新與成本、能源自主與國際關係等問題,都需一併考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古老道理,也一直存在於這些挑戰之中。核能發電,或許正是我們應該認真考慮與採納的方案之一。
無論如何,身為公民的我們,拋開固有的能源「信仰」,捲起袖子,開始理性且開放的討論吧!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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