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大四，12月18日將會是我第2次行使投票權的日子，也是第2次碰上與核電相關的公投案。
2018年第16案「廢止非核家園」公投[1] 時，看見社會多著重在科學與數據的討論，將核電簡化為單純的科學問題，忽視科學的侷限性，及科技不可控與未預期的面向，同時也是對於在地觀點、常民知識的「噤聲」。我不是理科生，也不住在核電廠附近，但是身為一位住在台灣、關心這片土地的青年，我認為所有人都有權利對這個議題表達看法，住在核電廠周遭的居民更是。
因此，我和伙伴成立「它核他們的故事」團隊，走訪台灣4座核電廠，訪問核電廠鄰近居民堅持反核30多年的故事，而核電廠對當地又造成了什麼影響，希望在公投的討論中，開啟除了科學面向的另一個討論。公投結束後的這3年，我花更多時間在北海岸的核一、二廠做訪問與觀察，開始對一座核電廠究竟為地方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有更深刻的認知。
透過在地觀點，更清楚地看到：當核電廠坐落地方時所產生對於當地人文、經濟、環境與發展等面向的影響，更看見它在不同階段所捲動的人事物，而這些影響常常是滲透生活各個面向的，但也是隱而不顯的。
因為核電而消失的小鎮
位於新北市石門區的核一廠，以及萬里區的核二廠，皆屬於威權時期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開始施工、整地，陸續著手進行場址預定地的土地徵收，兩座電廠都分別造成上百戶人家的迫遷，他們離開原本賴以維生的農田與海洋，居民四散各地。
住在核一廠後方社區的練阿伯說，自己的老家其實是山下的乾華村，整個聚落住著近百戶姓練的人家，屬汀洲客家後裔，已住在這裡近200年，是一個農漁村複合的聚落。但1970年代陸續進行的土地徵收，聚落整個消失，練氏家族也因此沒落，甚至導致他們的語言「老客腔」幾乎失傳。
乾華溪谷原有一座乾華國小，也沒有逃過搬遷的命運。北海岸反核聯盟的執行長郭慶霖說，聚落搬遷與學校遷移，讓當時7歲的他，再也無法見到以往的玩伴。該村落原本有著大片梯田與蜿蜒的乾華溪流經，但因建置反應爐，需要透過溪流來排放冷卻水，因此把水田剷平、將乾華溪截彎取直，豐富的生態也隨之消失。這是讓他開始反核的原因，他說：「那就是我們小時候玩樂、生長的地方，核電廠對地方的擾動是非常巨大的。」
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國內外對於核電的潛在風險所知不多，居民對於威權政府的蠻橫作為也幾乎無力反抗。一位原本住在核二廠所在地國聖村的何阿伯提及當時迫遷的情形：「整車『拆隊』（拆除大隊）的人進到村子，我親眼看見10多人把我們的房子拆除，看了很難過。」
同為國聖村人的陳阿嬤說：「頭人會派強拆大隊來，他們都會來摃厝，給你的屋頂、瓦斯都摃歹（敲壞），你人不走，就會被四落的東西摃死。」說起遷村的過程，她形容：「國聖村原本差不多有360戶，當時就像是一窩螞蟻被打散，每一隻螞蟻都四散去了。當時就是憨憨的隨人趕。」
暫時的榮景過後，是無法復原的變化
核二廠正式選址後不過兩年的時間，便迎來電廠的正式動工，政府與台電歡欣鼓舞之際，卻也是這些居民必須搬離這塊土地的最後期限，國聖村也消失在核電廠之下，幾年後遭廢村。然而土地徵收費根本不多，當年只有18歲的何阿伯曾問台電人員，這些賠償金夠不夠買一棟新房，得到的回應是：「沒辦法！」
另一位也曾面臨核二廠迫遷的諶阿嬤說，當時大家都必須四處打工，過得很辛苦，她也曾為了還房貸而到核二廠當過工人。核電廠開始興建的那幾年，所需的工人量大增，吸引許多當地居民或台灣各地的勞工，除了工程的興建外，還包括員工宿舍洗衣部、員工餐廳、清潔工等工作機會。諶阿嬤便曾在廠區內的餐廳工作過，在餐廳內見過一些來自美國的、日本的技術員；幾年後，她則轉到員工宿舍的洗衣部工作，洗好摺好送到各宿舍。
同樣為了還貸款的何阿伯說，自己曾瞞著他太太到核二廠工作，「那時身邊的人會說：『你看旁邊，都是老人家去做啦，就只有你是年輕人去。』意思說他們年紀大了比較沒關係，但是我還年輕。」他並沒有聽取建議，仍然進廠工作，但確實發現身邊全是一些上了年紀的清潔工人。太太發現後，便把他的工作識別證拿走，不再讓他進去裡面上班。除此之外，因為清潔工作屬於台電的外包工程，其薪資跟外面的打工比起來實在很低，他說幾乎整整少了一半。
那幾年，何阿伯也看見隨著核二廠建設而湧入的商機，決定和太太到金山街上開雜貨鋪，做工人的生意，他仍記得客人們有來自員林、豐原等地北上的工人。他還說，「金山老街的鴨肉店也是這樣紅起來的，以前工人下班後就會到金山街上吃宵夜，因為鴨肉店賣得便宜啊，大家就會去吃。」金山這個鄰近萬里與石門的城鎮，成為核一、二廠工人主要聚集的地方。但沒過幾年，生意越來越差，5年後便將店面收起來，因為工人隨著電廠的完工而越來越少。
1980年左右，核一、二廠先後啟用，北海岸居民也逐漸發現一座核電廠坐落地方所可能帶來的危害，包括進水口吸捲入大量海魚、出水口附近發現大量因海水異常高溫導致脊椎變形的「秘雕魚」，都對北海岸以捕撈維生的居民造成影響。同時，廠內也不時傳出大大小小的工安意外事件，居民對於電廠的安全性與正當性產生質疑，開始有更多抗議行動出現。
漫長又困難的除役之路
去到現場，才深刻理解到核電廠不是單靠科學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應正視居民所承受的土地徵收與迫遷，以及對於核災可能發生的擔憂，同理他們對於自身所處的環境的感受與觀點。核電廠確實在那幾年帶來一些就業機會，但繁榮光景不過幾年，當電廠完工，勞動力需求和短暫的繁榮都將消逝。因此，貢寮居民林紋翠認為，不管核四最後有沒有運轉，電廠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是有限的，所需的高階技術人員並不是當地能提供的勞動力，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去思考地方可以如何發展真正長期且永續的經濟產業。
如今，核一廠已正式走向除役階段，核二廠一號機則因為用過燃料冷卻池容量不足而提前除役。然而核電廠的停機並非真正的結束，而是迎來一段漫長又困難的除役之路，因「用過的高階核燃料棒」需置於燃料池持續冷卻至少10年，仍是不可控且危險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於《核災下的首相告白》一書中形容這是「燃燒不盡的核電廠」。而核電廠的「燃燒不盡」，恐怕不止於反應爐內部，而是自電廠選址、興建的那一刻起，不斷地影響著當地，直到核電廠除役離開地方的那一刻仍然持續。這些燃燒不盡的影響，更加顯現除役工作之重要且漫長。
「除役」一詞看似理想，但其實可能根本是個虛假夢幻的詞，好像經過這25年的除役時間，地方就能真正脫離核電廠的束縛。然而，只要無法解決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萬年核廢就會持續被留在核電廠內，遠超乎一個人生命的尺度，這不只是一代人的壽命，而是北海岸居民世世代代將與核廢料為伍。
何阿伯曾對我說，「除役後也沒人敢回去（國聖村）啦，還是會怕有輻射啦。最好是不要有核電廠，多了核電廠我們也沒有多得到什麼好處，反而對環境破壞很大，讓我們永遠不會發展，因為影響其他建設、產業開發（指禁建政策）[2] ，也沒有人敢來這裡住。」
住在核一廠附近的李阿姨說：「邀請朋友來家裡，他們都會有疑慮，會直接問我說，那個水啊、土啊，會不會有汙染，或者我送一些自己在這裡種的蔬果給朋友時，他們都會問說，妳們這裡種的菜可以吃嗎？我聽了都會很不舒服。已經犧牲這個地方給他們蓋核電廠了，還要再被貼標籤、有汙名……。」
我們真的不需要第4座核電廠
核電廠所造成的影響絕非只是從興建到運轉的這40、50年，影響是會波及好幾世代人的生活、影響好幾千萬年的環境。我們在選擇使用這項能源時，真的了解其影響之深遠嗎？是否也考慮到年輕世代，甚至是那些根本未出生的人？所以，核電廠與核廢料的處置不只是當代的問題，更是關乎好幾個世代公平正義的問題。
現在20多歲的我們被迫承受上一輩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北海岸居民也在無從決定的情況下被迫承接核電廠與核廢料。李阿姨告訴我，「核電廠對地方不可能沒有傷害，且造成的影響不可能再回到原狀。」她不斷強調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傷害。如今，面對第17案續建核四的公投，我們不該再複製這樣的壓迫與不公義，而是應該做出一個符合世代正義與環境正義的決定——核四公投，一起（17）不同意。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生。）
[1] 2018年第16案公投主文為：「你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
[2] 禁建區係指緊接核設施的地區，禁止人民居住；低密度人口區係指緊接禁建區的地帶，雖允許區內有人民居住，但各級政府及公私團體不得在區內規劃或設置新社區、工廠及學校，以避免核事故發生時疏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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