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關係

【投書】我寫下他的最後生命:一位護理師的敘事醫學練習

書寫,是替病人留下名字的方式。也是為台灣敘事醫學留下一抹從痛苦的記憶中,幻化出來準備傳承的美痕。 書寫,是替病人留下名字的方式。也是為台灣敘事醫學留下一抹從痛苦的記憶中,幻化出來準備傳承的美痕。 圖片來源:Jason Grant/Shutterstock

那晚,家屬拒接了我們每一班輪流打的近30通電話。他的呼吸一扁一漲,眉頭緊鎖,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我蹲下身牽著他腫成米龜的手,問他,「你是不是不想要了?」他緩緩點頭。我說,「可是你哥哥都不接電話。」他搖頭。「沒關係嗎?」他再次點頭。

我人生中安靜又清晰的一次對話。我與他。但我知道他在說話,用他僅剩的力氣,說出他對這世界的最後幾個回應。我翻開他的藥袋,手指掠過他熟悉的安眠藥。「你想吃你的安眠藥嗎?吃了會睡著。」他看著我,眼神裡不再是慌亂,而是平靜,深深的點頭。

我知道,這顆藥吞下去,他的血壓會下降,血氧也會掉。以制度來說,那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當下我拒絕成為一個遵從的機器。

我是一位護理師。我記得我在16歲護理學導論課上學到的第一課:「護理師應該要成為病人的代言人,是在病人無法說話時,願意站在他身旁為他說話的人。」我們不只是執行醫囑,也不是只寫下數值和時間戳記。我們的角色,是完整告知病人、傾聽病人意願、讓他知道自己仍擁有選擇的權利。

那一刻,我選擇相信他想走的方式。

我寫下「病人同意服用自備睡前藥物」,勾選了已執行給予睡前藥物醫囑,簽下我的名字。但我真正寫下的是,「我聽見你了。」

在那張冰冷的護理紀錄表上,我偷偷為他留下了一點體溫。

不是每一次記錄都只是記錄,有時候,那是一個人存在過的證明。

什麼是制度的冷感?

有時候,我們不是不痛,而是沒有被允許說出口。

護理工作每天都在記錄,我們寫下病人的血壓、呼吸頻率、血氧、意識分數,熟練地填寫 GCS、BP、RR、SpO₂──這些是制度要的語言,是「安全」、「合法」、「完整」的語言。但我們卻沒有地方寫下,那個血壓下降的病人,其實是一個手緊握著衣角、眼神飄忽地問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搶救了」的人。我們也沒辦法在護理紀錄裡註記:家屬不來不是因為沒有責任感,而是因為一場家庭分崩離析的沉默。

我們寫得再完美,也不代表我們「看見」病人。我們只是在系統允許的格子裡,把人壓縮成一份可被審核的數據證據。

黃建達教授在《探究敘事醫學對全人醫療照護之影響因子》的研究中提到,制度化溝通框架往往讓醫學生與臨床人員無法以敘事語言表達主觀經驗與倫理困境。他運用「C-M-O」模型指出,當醫療現場的脈絡(Context)僅允許量化與任務導向的溝通時,敘事的機轉(Mechanism)──例如同理、覺察、自我反思──便難以啟動,自然也不會產生結果(Outcome)上真正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實踐。

而護理師處在這樣的脈絡中,時常是最貼近病人卻最無法說話的人。我們知道病人為何焦慮、為何拒食、為何深夜偷偷哭泣,卻只能在護理紀錄上寫「病人未進餐,予鼓勵後無效,續觀」。我們看到病人身體已經明顯衰退,家屬卻還要求插管、搶救,護理紀錄上寫「已依家屬意願及要求執行CPR」。我並沒有寫下那個病人胸口被壓迫後留下的坑洞有幾公分深。

制度不需要我們說出那些難以歸類的倫理困境,它只要我們準時、精準、準確地執行。而當我們內心的感覺與手上的紀錄開始斷裂,我們就學會了「麻木」,學會了怎麼在不被允許說話的系統裡繼續做事。

但我也誠實地說,不是每個人都有力氣去感受。不是每位護理師都願意,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空間。冷感有時候不是選擇,而是一種不得不的生存姿態。

當醫療現場變成一場流暢無比的工業流程,「感覺」往往被視為會造成效率降低的雜訊。若你感受到病人的痛、家屬的無助、醫囑與倫理之間的衝突,那你就要花時間處理、說服、解釋、甚至承擔責任。而我們已經太忙了,忙到「感覺」本身都會變成一種錯誤。

所以後來我才知道,我能寫、能哭、能說出「我覺得不對」,是因為我剛好還撐得住,可以說。但也正因為如此,我更知道,我們需要一種語言,一種可以容納感覺與倫理的位置。敘事醫學對我而言,就是這樣的位置,讓人在冰冷的數據與標準流程之外,還能保有一點溫度的可能性。

冷感,不是因為我們不再在乎,而是因為在這個體系裡,在乎變成一件風險極高的事。

冷感,不是因為我們不再在乎,而是因為在這個體系裡,在乎變成一件風險極高的事。圖片來源:Jacktamrong/Shutterstock

敘事醫學不是「說故事」而已

我們常以為「敘事醫學」是講故事,是溫柔的文學,是醫師在課餘時間寫下的美好句子。但當我站在病人床前,看見他點頭又搖頭、吞下一顆他知道可能會讓自己不醒來的藥,我才明白,敘事不是一種修辭,而是一種選擇──在冷感的現場裡,我選擇不忽略他。

敘事醫學的創始者 Rita Charon 說過,「敘事能力使醫生能夠以同理心、反思、專業和信任行醫。」(Narrative competence is what enables the physician to practice medicine with empathy, reflec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trust.)她提到的是醫師的能力,但我心裡想的是:每一位醫護人員、醫事人員都應該擁有這樣的能力。這不是醫師獨有的特殊知識,而是所有照護者都應該被給予的臨床再創可能性。

因為我每天都在臨床看見最真實的「故事開端」:病人第一次說他不想再插針了、家屬在走廊崩潰大哭卻還是要求全力搶救、老人家明明想回家卻又怕回去沒人照顧……這些故事,從來不會出現在檢查報告上,但卻決定了一個人如何經歷「被照顧」這件事。

敘事的力量,不只是為了更懂病人,更是讓我們能承認「自己也是有感覺的」。它是一種行動,一種選擇讓人不被消音的溫度行動。

那天晚上,我寫下那段護理紀錄,不是為了交代、也不是為了保障,而是因為我想為那個病人留下證據──他曾經在這裡點頭、搖頭、說「可以了」。而我不願讓他只成為「未及時轉出」的個案,也不願讓自己只成為「未即時轉送」的執行者。

我想記得他,也想記得我那天仍有能力感覺他。

整個體制,甚至連血緣,都在推著一個人死得無聲,死得不佔用資源,死得不留痕跡。圖片來源:Jason Grant/Shutterstock

一場體制內的衝突

那天晚上,病人的呼吸已經快要聽不見,血壓掉到幾乎測不到,血氧也低得驚人。照理說,我們應該要啟動危急程序,但我看著他那幾乎無聲的眼神,只感覺到他已經在慢慢說再見了。那是一種沉靜的意志,不是瀕死的混亂,而是想要離開的平靜。

就在這個時候,院長查房,他看了一眼監視器數值,語氣果斷地說,「這種狀況還不趕快送台中醫院?那邊是署立的,他們一定知道怎麼處理。」

「處理」這個字打在我心裡,很重。那句話的語速,比病人的喘息還急促。我當下幾乎說不出話來,是因為這彰顯著死亡竟然也可以被「外包」。

他是一個人,一個想睡著安詳離開的人。他的家屬一個人也沒出現。在他人生的最後關卡,家屬人間蒸發。電話一通一通打出去,都是語音信箱,後來警方也幫忙聯繫,終於接起的那一通,聽到「你弟弟病危了」,下一秒就掛電話。

那一瞬間,我感受到一種讓人站不穩的荒謬:他的家人已經不要他了,而我們的院長,也想把他丟出去。只有我想著,大家都要丟下他,他還能在哪裡死得安詳?

這並不是誰要偉大的承擔,那一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單。整個體制,甚至連血緣,都在推著一個人死得無聲,死得不佔用資源,死得不留痕跡。

我不想讓他在救護車上熄滅。我不想讓他從一個有名有姓的人,變成「OHCA病人」。我不想讓他離開得像是一件急著脫手的燙手山芋。他明明是一個人類。

我找來護理長、請學姊、值班醫師幫忙說服氣急敗壞的院長。我一邊照顧他、一邊和整個體制周旋,只為了「請不要將這個病人視為人球」。最後,護理長告訴我家屬不接電話,那麼這個時刻也只能報警處理,警方了解事件之後正式介入,和我們一起打電話聯絡家屬,仍沒有人願意接這通死亡通知的責任。家屬連續拒接、甚至掛警方的電話。幾番波折,在警方的認可之下,我們才終於把該留下來的病人留了下來。

也是在那時候,病人離世了。病人有一個患有智能障礙的哥哥,就睡在同病房的兩床外。警方說明智能正常和功能可以的兄弟不接電話,情況特殊下可以由那位智能障礙的哥哥決定是否帶病人去殯儀館。我對這個流程充滿了掙扎。學姊聽了電話後,直直走向病床旁,說「你的弟弟OOO過世了,我們可以把他送去殯儀館嗎?」他哥哥憨氣的點頭。知道了這件事,他整晚沒睡,一直掉眼淚。隔天清晨吃早飯時,他跟看護說,「我弟弟死掉了。」

後來,是院方基金會合作的葬儀社來接走他。我們幫他換好衣服、蓋好棉被,抬上車,車門闔上的那一刻,我心裡想的不是「結案了」,而是「至少,他還在這裡。」

敘事醫學不只是書寫,而是一種行動:專注地聆聽,再現他的意願,並在人際與制度之間建立一份真實的連結 。圖片來源 :PeopleImages.com - Yuri A/Shutterstock

我書寫,是為了留下誰的名字?

他死後沒有人來認領。家屬拒接電話,醫院想轉送,整個世界看起來都想讓他「快點被處理掉」。

但還有人記得他,是他隔兩床的哥哥,一個患有智能障礙的男人。他或許無法完全理解死亡,但他知道他有一個弟弟,他知道他不見了。

而我,也記得他。不是因為我必須記得,而是因為我不能不記得。我記得我16歲第一次上護理學導論時,那本課本寫著,「護理師是病人的陪伴者、倡導者、教育者,是醫病之間的橋樑,是最靠近死亡也最靠近人心的那雙手。」那時我年紀小,只知道考試會考,卻不明白其中真正沉重有深邃的意義。

但在從事臨床護理之後的我終於懂了,當家屬拋棄、制度冷漠、當全世界都轉過頭,護理師是那個最後不願離開他的人,是站在所有人背後的,但仍然選擇站在他身邊的那個人。我也想起我在17歲時在護理學校加冠儀式時宣示的南丁格爾誓言:

我終身純潔,忠於職守,盡力提高護理專業之標準……誠以人命至上,不因宗教、種族、階級、政見影響我之照護……竭誠協助醫師之診療,促進社會安康。

我不是為了感動誰才寫下他的故事。我是在回應一個專業誓言,也是實踐我生而為人的一份倫理責任。敘事醫學對我而言,不只是書寫,而是一種行動:專注地聆聽,再現他的意願,並在人際與制度之間建立一份真實的連結 。

他沒有留下遺書,也沒有因為光輝事蹟而名字刻在牆上。但我用護理紀錄、用敘事、用我的記憶和生命,把他寫進了我能守護的地方。寫入我的人生經驗中,寫入接下來我面對每一位病人的眼神、動作裡。我沒有讓他在路上死去、也沒有讓他在無名之中被送走。在他被所有人放下之前,我用盡全力在他死前先接住了他。

有時候,護理師不只是照護者,而是「抵抗遺忘的人」。臨床讓我學會如何不轉頭,如何留下來。

而書寫,正是我替他留下名字的方式。也是為台灣敘事醫學留下一抹從痛苦的記憶中,幻化出來準備傳承的美痕。

(作者為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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