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家長，最怕的就是上班時間突然接到校方電話，因為八九不離十，就是孩子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是孩子生病，要急忙去接孩子看醫生，但更可怕的是學務處、輔導室通知，「孩子與人發生衝突、打傷其他人，經學校會議決議，請您帶孩子回家2～5天……」
我自己也是家長，可以理解父母碰到這種狀況的苦惱。但或許也該想想，孩子是做了什麼事情，需要這樣的處置呢？
校園暴力陰影籠罩，家長拒絕管教成問題
上個月中，媒體報導桃園市發生多起校園暴力事件，師生多次遭學生攻擊，因而受傷，然而家長卻不願配合帶回管教，讓校內其他學生們籠罩在暴力的陰影下。據知，這4、5起校園暴力事件主要發生在國、高中，除老師多次遭學生攻擊成傷，如遭原子筆攻擊眼睛外，同學們也多次被攻擊，如噴辣椒水、拳打腳踢等，讓校園安全亮起紅燈。
當校園發生暴力事件時，其他學生彷彿處在活火山下，「不知岩漿何時會噴發」的學習場所，老師淪為保護學生的「肉盾」，這時誰來維護校園中師生們的安全？
從報導可知，事件發生當下該校已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所訂立校內《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處理，透過獎懲會議之特殊管教措施要求家長帶回管教2天。然而，因為該規定對家長未具強制性，家長不配合，翌日仍把孩子送到校門口就離去，導致校園安全產生疑慮，也讓人擔心該生成為人球。
學生發生暴力行為的起因
我們首先該想想學生行為的背後成因。學生是有意且惡意欺負他人？抑或是無意、無法控制？有些校園暴力是出自特殊生，他們對自身情緒無法明確合宜掌握。舉例來說，亞斯兒對人際互動有困難，不會察顏觀色，因此常惹毛他人而不自知；或者有情緒障礙的孩子，容易負面思考、情緒不穩或遷怒他人，一旦怒氣爆發，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生氣就先動手了。
有些暴力衝突事件則來於行為偏差的「非行少年」，他們許多有失親、失養、失學、失愛的背景，身心可能早已傷痕累累。有些則是因幫派份子介入校園，被幫派吸收，而在校園為非作歹。當然也有可能是一時受到情緒困擾的孩子，透過暴力尋找火山出口，他們困擾的內容可能包含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師生關係、網路成癮、學習困難等因素，更可能是多種因素互相交織。
接著要釐清，是學習環境出狀況？或是學習場所不適合孩子？筆者很喜歡《被討厭的勇氣》一書，這裡引述阿德勒的觀點：如果在感受不到幸福的狀態下，繼續做現在的你，應該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有時環境沒有好不好，只有適不適合。適合個別孩子的環境，才是最好的環境。現行公立學校教育體制就並所有孩子都適合，不同的學生有各類的學習樣態，但國民學校採人數較多的大班教學，是在衡量一般學習需求下，希望透過有效率、經濟的方式達到學習目的，但並非所有孩子都適合這個體制教育。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民國103年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學生唯有在最適合自身的學習環境，學習方能產生。
換言之，當學校教育人員跟家長們溝通，是否要試著幫孩子轉換學習環境時，請不要帶著偏見認為教育人員拒絕孩子。此刻教育人員們可能想說的是：我們或許無能為力，但希望為孩子找另一條路，開啟另一扇窗！這時請父母也一起思考：一定要強迫留孩子在這個可能不適合他的學習場域嗎？這樣真的是能為孩子作出的最好決定嗎？想想，如果就診時醫生建議病患轉診，病患要堅持說「醫生不能拒絕我、一定要幫我看到好」嗎？
學校能採取什麼作為？
校園暴力發生時，學校可以怎麼做？如上所述，班級內有攻擊行為的學生，可能來自特殊生、幫派分子支撐的非行少年，或一般學生的突發性衝突。當暴力事件發生時，不論是學生攻擊學生或學生攻擊老師，隨著孩子逐漸長大進入青春期，只靠教室內的一位師長，有時可能無法即時處理。更何況情緒失控的學生當下旺盛的腎上腺素分泌，老師要讓該生及時平復的困難度很高，有時不僅無法保護自己，也沒辦法保護班上其他同學。這時學校能採取什麼作為？
首先，可以思考校園內是否要設置緊急呼叫措施。事件當下老師或許需要更多外力的協助，但現階段各級學校班級內大多沒有緊急呼叫鈕或電話，老師在處理當下，必須趕快派其他同學前往學輔處室，有時緩不濟急，也增加前往通報學生的危險性。因此教室內應設置緊急呼叫按鈕。
其次，考量教學（特教）助理員、校安人員的配置是否足夠。筆者過往學校曾發生這樣的案例：有名家長突然進到學校，與師長溝通時出現推拉動作，讓一位教職人員因而從台階上踉蹌跌下3、4階到水泥地，而警衛人員在校門口，無法及時到達救援。因此，如新聞揭露的暴力事件，或許需要有更多人力配置才能處理。
再次，應該落實三級輔導機制。人類做某種事情，通常是為了獲得快樂或避免痛苦。對多數人來說，傷害別人會讓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人多半不喜歡這種感覺。因此傷害他人的動機，可能來自兩個原因：其一是感覺不到別人的痛苦，其二則是喜歡感受別人的痛苦。落實學生輔導機制、了解困擾孩子的真正原因，解開心結，在此也就特別重要。
若是特殊生需要特教協助，則進行輔特合作，並引入教育合夥人力量，請家長一起負起輔導學生責任。以此新聞為例，在管教期間，學校需與家長密切合作，帶回管教期結束後學生重回校園，學校除需補足學生那幾天的課業學習，也要落實生活輔導。若親師、校方評估資源不足、讓孩子得不到適當支持，那三方更須積極為孩子尋求外在資源協助。
身為教育合夥人的家長，又該如何？
該新聞中，學生家長不配合，仍把學生送到學校後逕行離去。校方是要讓他照常進校學習？還是有權可拒絕讓他入校？校門外的學生，該由哪個單位協助介入處理？社政機構嗎？警政單位嗎？
但筆者更想呼籲，將未成年孩子丟在校門口逕行離開的父母，有無遺棄的責任須追究？身為教育合夥人，能有如此行徑嗎？
當孩子從一級輔導轉介到輔導室，家長通常很抗拒。這是專輔工作極具挑戰的任務。家長因怕被標籤化，拒絕配合。其實家長配合度常常是決定輔導效果的關鍵，若家長拒絕配合，學生跟著抗拒輔導室，這時輔導就成為僅僅是形式上的輔導。家長的態度可以決定孩子得到多少幫助。求助本身也是一種力量，勇敢求助才能借力使力，增加自己的能量。
學生能主動走進輔導室，本身需要一定勇氣，須突破被標籤化的錯誤認知。求助，讓孩子有機會把困擾內心的問題說出來。如果身為孩子最重要他人的父母排斥輔導室，容易把輔導汙名化，讓孩子覺得進輔導室是丟臉的事，這時孩子的困擾可會愈發嚴重，而必須轉為其他方式解決，暴力與破壞往往就是他的解決之道。
上面這個新聞案例，在「教育零拒絕」、「兒童權利」口號下，學校幾乎完全無法拒絕接受施暴學生。然而這種零拒絕真的是保障所有學生的「受教權」嗎？帶回管教期間，父母可任意將孩子丟置在校門口嗎？父母應該、也必須提供學生怎樣的管教措施？當父母應當有所為而不為時，我們該如何保障兒童的真正權利？
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民國106年台灣公布《兒童權利公約》，其中第3條論及兒童事務應考量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達成。孩子不是只有在學校才接受教育。案例中學校請父母將孩子帶回管教期間，父母應為孩子提供適切的管教或者醫療協助等，並接軌管教期結束後返校的學習。硬把孩子丟在校門口校而離去，是否已觸犯刑法第294條的遺棄罪？是否得聯絡警政單位呢？
保護校園安全，省思相關政策、法規是否周延
校園裡，每個人都應該是安全的。當校園暴力發生，除要有輔導資源引入，也要視情況決定責任歸屬。引發暴力的學生／學生監護人，是否該就其行為負擔責任？
法律必須帶入校園，讓師生們知道在此公開場域，人人的安全都必須被維護；至於成為肉盾的老師呢？立法機構可以從職業安全衛生法角度著眼，若勞工安全及健康需要保護，那麼教師呢？我們可以如何立法保障老師的職業安全？至於家長權責，孩子不只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國家的孩子。當家長應當有所為而不為，立法者也須思考如何透過立法讓家長負擔起應承擔的責任，才是愛護孩子的作法。
（作者為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專業發展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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