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獎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Edward Nolan）2023年再推出最新力作《奧本海默》。本片改編自凱．柏德（Kai Bird）和馬丁．薛文（Martin J. Sherwin）合撰的傳記《奧本海默》，主要講述朱利葉斯．羅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如何成為「原子彈之父」，以及日後遭受政治迫害的經歷，在台上映首週便創下新台幣3,920萬元的票房佳績。
兩顆毒蘋果，未遂與既遂的殺人事件
「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1945年「三位一體」（Trinity）實驗成功後，奧本海默曾發出這樣的感嘆。當他在眾人的鼓譟中發表完談話準備離場時，被愧疚感侵襲的他甚至產生了幻覺，覺得自己一腳踏進了原爆罹難者焦黑的遺體中。此後他積極倡議管控原子能，避免大國角力造成核武擴散，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他對世界做的「補救措施」。
但，並不是所有的補救措施都來得及。
電影中，年輕的奧本海默在劍橋留學時，曾因與導師不合，便趁四下無人，在導師桌上的蘋果注入氰化物，試圖毒害導師。雖然氣消後他及時趕回實驗室，並以上面有蟲為由，將蘋果扔進垃圾桶，但這場「毒蘋果事件」已透露了奧本的殺人惡意，以及實際著手的行動力。他人生的第一顆「毒蘋果」因補救得當，最終以未遂收場。
至於第二顆「毒蘋果」，是奧本一手研製的原子彈，不過這次他沒有阻止。1942年曼哈頓計劃成立後，奧本海默便被任命為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ANL）負責人。從始至終，他都知道這顆「大炸彈」將被用以結束戰爭、造成巨大傷亡，並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只是為了不讓納粹搶先取得這款足以毀滅文明的新型武器，他必須積極研發。
然而，當義大利、德國接連投降，同盟國將矛頭轉向日本時，奧本海默非但沒有簽署「反對對日投彈」的請願書，也並未在目標選定委員會上表示反對使用原子彈，多年後甚至表示，沒有比對日投彈更好的辦法。因此，這次的「毒蘋果事件」實際上是一場實際履行的殺人行為。
藉由兩次「毒蘋果事件」的呈現，不難看出奧本海默確有殺人的念頭，有些能及時補救，有些則不然。不過，雖然奧本海默並不後悔對日投彈，但我們也不難看出電影裡的他始終負疚。這樣的矛盾，使奧本海默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
奧本海默最大的敵人其實是政治角力
《奧本海默》作為人物傳記電影，劇情燒腦程度不比《記憶拼圖》、《全面啟動》，但觀眾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的美國史一無所知，恐怕難以理解穿插在人物對白裡的時序暗示。
以歷史電影來說，無論是順敘還是倒敘，透過點出具體時間，讓觀眾快速了解劇情時空，都是經常出現的敘事手法。但諾蘭果斷放棄了上述兩種辦法，選擇利用人物傳記具有大量人物對白的特性，將時空背景隱藏在人物的台詞中，並利用插敘法為觀眾重構1920～1950年代的歐美、娓娓敘述奧本海默對抗的「敵人們」。
從對話間可知，故事約發生在小羅斯福總統、杜魯門總統、艾森豪總統任內。先說小羅斯福總統，他任內美國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又由於國際間孤立主義盛行，因此最初美國並未捲入歐陸或東亞的戰爭，只是透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讓美國以堅實的工業基礎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才正式對日宣戰，開啟太平洋戰爭。
此時的奧本海默面對的是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他必須搶在軸心國之前研發出原子彈，震懾敵人並結束戰爭。
當「三位一體」實驗成功後，美國總統已換成杜魯門，他也正是決定對廣島、長崎投下「小男孩」、「胖子」兩顆原子彈的人。為了防堵共產主義的擴散，他啟動了「馬紹爾計劃」、推行著名的杜魯門主義，拉開美蘇冷戰序幕。
電影中有一幕，是奧本海默對杜魯門總統表示自己感覺雙手沾滿鮮血，令杜魯門憤怒不已。對杜魯門來說，國共內戰、韓戰都讓他看到共產主義擴張的野心，但作為原子彈之父、著名科學家的奧本海默卻在此時拒絕參與氫彈研發，再加上他早年資助共產機構、聲援罷工活動、有身為共產黨的手足，以及不入流的私德問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社會中，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度不免受到懷疑。
到了反共路線趨於溫和的艾森豪總統任內時，奧本海默又因商務部代理部長史特勞斯的非議與設計，被奪去政治權力與話語權。直到甘迺迪總統上任，奧本海默才被授予象徵核物理界終身成就獎的費米獎（Enrico Fermi Award）。可以說，奧本海默的後半生幾乎都在與不同的敵人對抗，為自己的學術、思想辯駁，但這一切的奔波折騰，很大程度來自政治角力，那正好是奧本海默作為一介科學家無法進入的領域。
我們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了
看完《奧本海默》，我想起了《一千隻紙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居住在廣島市的佐佐木禎子。禎子的家距離原爆點僅有1.7公里，當時年僅2歲的小禎子雖然幸運存活並安然成長，卻在12歲那年因曾暴露於放射性落塵中，而被診斷出血癌。少女的人生從此變了樣，她再也無法回到學校學習，只能待在醫院接受治療；再也無法回到操場大汗淋漓地奔跑，只能在病床上摺紙鶴，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她的人生，永遠停在12歲。
除了佐佐木禎子，又有多少人的世界因此而變調了呢？
「我們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有些人笑，有些人哭，大多數人沉默無語。」奧本海默說。瑞典發明家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在成功改良出黃色炸藥後，也曾因自己的發明物被大量投入戰爭，造成無數傷亡而煎熬不堪。奧本在電影中，內心同樣充滿掙扎與矛盾。他知道原子彈的橫空出世將給世界帶來一個奇異點，甚至可能導致世界兩大強權美國與蘇聯陷入軍備競賽。因此，為了防止全人類陷入核武的威脅，奧本選擇成為一位「殉道者」，為管控原子能奔走。
立足現今，回望過去，世界確實因奧本海默的發明而改變。但是，在我看來，毀滅世界、造成恐怖平衡的並不是奧本海默，而是大國間的政治角力。科學研發始終為人而生，政治角力卻陷它於賽局理論，最終讓國際社會籠罩在毀滅性戰爭的恐懼下。時至今日，核武依然是人類生存最大的威脅之一，奧本海默就像為人類帶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因此，看過《奧本海默》後，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正確、安全、永續地使用普羅米修斯為我們帶來的火種？」
（作者現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雙主修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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