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德國的科學界有許多與愛因斯坦相關的活動，因為正是百年前，愛因斯坦提出了改變全世界物理學界的廣義相對論。然而，多數人都未曾提起，愛因斯坦曾經因為他的猶太人身份，流亡於德國的學術界之外。故事要從他曾任職的一個德國頂尖學術研究機構說起。
這個機構叫作「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立歷史可回溯到1700年，當年的名稱叫作「普魯士皇家科學會」（Königlich Preußische Sozietät der Wissenschaften），後更名為「普魯士皇家科學院」（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創始人是鼎鼎大名的大哲及科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擔任首任院長後，集結全歐洲一流的思想者進行跨人文及自然科學的先進研究，加上普魯士皇家的支持，使這個研究院成為歐洲一等一的學術重鎮。科學院院士的名單展開，儼然就是人類思想史及文明史的夢幻隊伍，包括院士施萊馬赫、蒙森、普朗克等，而外部院士則有孟德斯鳩、狄德羅、康德等，愛因斯坦也在1913年進入科學院成為院士。
如今這座科學院坐落在柏林的御林廣場（Gendarmenmarkt）旁，與我國的使館駐德國代表處相鄰，依然是德國的學術堡壘，每年執行極具重要意義的研究工作，例如編纂格林兄弟德文大字典、馬恩全集、數位化德意志語言字典等，德國一流的頭腦仍然在首都的中心運作著。每年無數遊客行經科學院古典美麗的建築，讚歎這棟建築裡淬煉出多少曾建立學術標竿的偉大心靈，卻不知道，許多年以前，數十個德國一流的頭腦，就在這棟建築裡遭受政治迫害，許多人流亡客死他鄉，思想光芒在那個亂世中黯淡。
今年，科學院內的一場展覽，呈現了輝煌的學術成果以外的這一段陰暗歷史。展覽的名稱為「因種族為由遭受放逐—1933年到1945年代的科學院」（Vertrieben aus rassistischen Gründen: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3-1945）。科學院在2000年紀念成立300週年紀念時，院方已決議組成研究團隊，直接與自身這段難堪歷史交鋒。柏林於2013年時，為紀念納粹掌權80週年及11月大迫害75週年（Novemberpogrome），規劃了主題年「被摧毀的多元—1933-1938-1945年的柏林」（„Zerstörte Vielfalt. Berlin 1933-1938-1945“），這個特展就是當時科學院的成果，記錄了納粹掌權期間，科學院配合法西斯政權進行了「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歷史。今年適逢愛因斯坦主題，又再次展出。
納粹在1933年4月7日通過「職業公務體系再建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允許政府系統性地將猶太裔學術工作者驅逐出國家研究機構，以重建一個純雅利安的學術體系。根據調查，1933年到1938年間，德國大學因而解僱了約3成的教授及講師，數千個學術工作者必須離開德國，許多均已是德國知名的知識分子，例如霍克海默、凱爾森、熊彼得、曼海姆、蒂李希、卡西勒、勒維特等。
而該法律也給予了科學院雅利安化的法源。1933年之後科學院陸續驅逐了14位「非雅利安血統」的科學院院士及15位研究員及工作人員—當時愛因斯坦已是世界最好的物理學者，暫時未被逐出，但他勇於批評納粹當局，已引來部分同僚勸退，以免為院方帶來麻煩；最後他辭去院士以抗議政治介入學術，並表達對同時間無數被迫離開崗位的學術界同仁的聲援。當時，科學院猶太裔的科學家們不再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研究者，而是根據紐倫堡法令被歸類為「德意志血統或與德意志有關聯之血統」之外，被迫流亡；某些人遠走他國，某些人被解送到集中營。戰後，9位院士死亡，4位流亡國外。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愛因斯坦當時已經在院士的位置上20年，是德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多次在媒體上撰文批評納粹侵害了德國學術界引以為傲的自由與人文精神，3月時，他無畏法西斯獨裁，在法國媒體上表達嚴辭批評：
那些針對所有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以及所有猶太人所實施的殘忍暴力與壓迫，在德國曾經發生，現在也還持續發生着，但幸運地，所有堅守着人文思想及政治自由的國家之良知，都被那些殘暴所激勵起來。
這位國際知名物理學家的言論讓納粹高層極為不滿，帝國教育部要求科學院高層解決「愛因斯坦問題」。而在科學院有所動作之前，愛因斯坦在1933年3月28日寫好了退出聲明，2天後在院士會議中宣讀。他在退出聲明中感謝科學院給了他19年完全的學術研究自由，然而，科學院受制於政府的情形，「無法忍受」，當前德國的政治情況使他必須放棄在科學院的職位。會議記錄上記載着：「對於愛因斯坦先生的退出，科學院已錄案。」沒有一句挽留，沒有任何不捨。
那一年，他流亡到美國，並聲明餘生將不再踏上德國國土。
另一位院士普朗克（Max Planck）這麼寫着：「這起愛因斯坦事件，將如何為歷史所記載？我擔憂的是，愛因斯坦將不會被記錄在科學院的輝煌歷史中。」他說，愛因斯坦不只是科學院中的一個物理學家而已，他的深度與重要性，可以比擬科普勒以及牛頓，而整個科學院都無能力理解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重要性，「他很遺憾，愛因斯坦先生因其政治態度，而使得他不再能夠留在科學院內。」物理學家封勞爾（Max von Laue）主張，如果科學院非得屈服於政治壓力將愛因斯坦驅逐，至少必須發表聲明，為失去一個天才的院士而表達遺憾—沒有任何人附議。院方高層甚至發表聲明，表示因為愛因斯坦多次與新政府作對，「學院因此無任何理由對於愛因斯坦的退出感到遺憾」。多年後，我們當然知道，這起事件象徵的不是愛因斯坦的損失，而是科學院的損失，是整個德國學術界的恥辱。
戰爭結束後，被驅逐的院士中僅有5位生存下來，科學院希望他們重回學院，愛因斯坦斷然拒絕。
還有幾位值得一提的重要科學家。奧地利裔核能物理家麥特娜（Lise Meitner）於1938年納粹吞併奧地利時，因為其猶太人身份，被迫離開她任職的「威廉皇帝研究所」以及德國。她在核分裂領域的研究極為出色，被譽為原子彈之母，獲得科學院頒發「萊布尼茲獎」，但是1939年，科學院取消了她的受獎資格。戰後，她在寫給她的同儕哈恩（Otto Hahn，諾貝爾獎得主），指出科學院其他院士對於這些猶太裔的同僚們遭受迫害的態度是「別過頭去」（Wegschauen）以及「共犯」（Mitmachen），她痛陳：「你們當時別過頭去，因為那實在太令人不快。」
還有一位被遺忘的學者，亞伯拉罕（Paul Abraham），我在展覽中駐足於他的身世介紹許久，對於他的處境無法忘懷，後來查閱了相關資料，漸漸勾勒出了一個學者在面對陰暗的政治勢力時，如何無能為力與挫敗。他於1886年出生於柏林的猶太移民家庭，中學時父親過世，家境困難下，他還是進了柏林大學讀歷史及法學，他在學生時代就對於法律史展現極大熱情，1910年就以學生身份進入科學院工作，以維持學習及生活開支，直到1939年因為其猶太身份被迫離開為止。他在科學院的接近30年工作期間，一直致力完成一個重要的研究計畫「羅馬法學詞典」（Vocabulariu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
1933年納粹上台後，亞伯拉罕因曾經在一次世界大戰從軍，為德意志帝國奮戰，因而暫免受波及，得以繼續維持其學術工作。到了1938年、1939年期間，科學院的政策改變，決議解聘所有猶太裔人員，亞伯拉罕出示了其從軍證明，希望留任，但被拒絕。1939年4月底的一天，他被迫收拾東西離開，同事們向他道別，不再稱他為親愛的保羅，而是「尊敬的亞伯拉罕博士」，科學院在羅馬法學詞典的工作人員名單上抹去了他的名字，彷彿他在這個計畫中的三十年貢獻，從來不存在過。後來他窮途潦倒，寫信給科學院高層求助，並表示他可能被解送到集中營，為了科學研究續存，盼科學院妥善保存他手邊的研究資料；科學院接受了他的研究，但對於他的求助無動於衷。1943年2月，蓋世太保進入了他柏林的住家，將他解送到集中營，他在集中營裏連「尊敬的亞伯拉罕博士」都不是，只被稱為「31056」號。戰後，沒有人記得他，沒有任何他的音訊，史家推測，他沒能離開奧斯威辛，在那個異鄉孤單地死去。
科學院不曾保護這個精通法學、史學及拉丁文的資深研究員，在亞伯拉罕被解送到集中營後，院方不曾試著將他營救回來，而是於1943年5月寫信給柏林當局，要求進入他的居所，查看是否有剩餘研究資料—對於科學院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亞伯拉罕，而是他的學術成果；在那個陰暗狹小的公寓裡，科學院驚訝地看到，被放逐的這位前同事如何活在貧困窘迫的狀況裡。
戰爭末期，所有羅馬法學詞典計畫的資料都被移走，以避免戰火波及，戰後科學院遂得以繼續被中斷的計畫，最後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所有工作。但是在戰後，科學院遺忘了這一位被院方所拋棄的學者，1945年院會記錄裏，不提到亞伯拉罕的貢獻，只簡單地記着：「科學院曾經長期聘用猶太人亞伯拉罕，執行羅馬法學詞典計畫。」科學院避重就輕地以曾經聘用猶太人研究員為由，辯解並未執行納粹的一體化政策，卻忘了提起，這些猶太人同事坐上開往奧斯威辛的列車時，院方別過了頭去。
站在科學院的展覽前，閱讀著這些血淚斑斑的偉大頭腦的脆弱生命史，不能不感嘆，面對巨大的政治壓迫時，多數人都軟弱，許多人都是結構的共犯，但始終會有一些真正堅持著人性尊嚴的人，作出那些被認為是愚蠢的、但歷史終將證明是正義的勇敢舉動。1995年11月15日，《漢堡晚報》刊出了一幅照片，標題是「1936年—只有一個人把手放下」（1936 – Nur einer ließ den Arm unten），照片顯示了1936年在漢堡的一次集會中，每個人高舉右手，高喊希特勒萬歲，只有一個人拒絕，雙手環在胸前，冷眼看著這一切。晚報徵求知情讀者讓德國知道這位反抗者的身份，後來我們知道了，這個拒絕舉起手的人，叫作Gustav Wegert。這張照片讓無數讀者為之激動，在法蘭克福大學的I. G. Farben大樓裡（那曾經生產毒氣室毒氣的公司總部大樓），某位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貼上了這張照片，上面印著Chacun peut réagir, chacun peut résister, chacun à sa manière—「每個人都能採取行動，每個人都能反抗，以他自己的方式」。
而這個不顧當權、勇於批判、堅持離開科學院的愛因斯坦，也是這樣的亂世中的良知。在相對論發表一百週年的此時，我們更應該記得，愛因斯坦不只是一個劃時代的科學家，還是一位勇敢的、堅持真理的反抗者，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抗，當科學院要求大家呼喊希特勒萬歲時，就是有這麼一個人拒絕舉起他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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