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4月22日,林義雄進入義光教會以禁食實踐他的反核意志。媒體報導有人為此哭泣,有人稱他是「人格者」; 另一方面,有人則在網路上討論絕食跟禁食實際操作上的差異。無論是崇敬、訕笑或是冷漠,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次林義雄又把自己拋向與權力對立的那一端。

曾經,林義雄也是一個試圖走議會路線改革政治的行動者。繼承郭雨新的政治遺產,林義雄於1977年當選省議員。卻在短短兩年內,因參與1979年12月10日的人權日遊行,捲入高雄事件,鋃鐺入獄。這之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羈押期間,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遭到殺害,至今仍未破案。應該問的是,為何這樣的一個人,會一而再,再而三選擇站在國家與權力的對立面?

我相信林義雄如果聽到這個問題,他應該會用一貫淺淺的口吻說:「我沒有做出選擇,而是國家確實就處在我們的對立面。」如同樂生院拆遷、大埔事件、中科相思寮、國光石化、台東美麗灣,國家總是宣稱建設是為了極大化社會與國家的利益。這是屬於公眾的利益,犧牲部分小眾的權利乃是勢不可免。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除了把捷運機房放在樂生舊院山腳下,我們別無選擇了嗎?在那麼多蚊子科學園區之後,我們真的只有這種方式才得以「發展」大埔嗎?在重工業與住民癌變風險升高、生態環境永久破壞的命題之上,我們真的難以抉擇到此等地步嗎?在原本屬於當地住民賴以維生海岸沙灘上蓋一個人工渡假村,又是為了糊誰的口,為了誰的口袋著想?

回到核四,當核能廠本身的風險已經一再被確認不是預先的核安規劃得以全面防範的此刻,為何我們還要對規劃興建長達20多年卻屢屢出包的核四,投以如此之大的信心?只因為這是為了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犧牲小小的貢寮乃至可能整座島嶼都賠進去也值得一搏?

自戰後以來,我們在這座島嶼記憶的羊皮紙上(palimpsest)反覆以發展之名寫下多少不堪一擊的建設,就此將多少人的生存依據就此抹除。 彷彿他們不曾存在,自這個社會中缺席。他們不是被遺忘了,而是被一股權力的聲音所覆蓋,被壓抑在利益與慾望的筆觸之外。而我最感擔憂的,正是那些沒有任何資源,縱使猜想到即將大難臨頭卻仍不知該如何是好,散落於社會邊緣的人們。

無論禁食是一步與政府直面對抗,多麼令人不捨的險棋,只有林義雄一人的抗爭始終是不夠的。我們諷刺地將政治上的鬥爭奪食視為人間常態,進而神格化林義雄的一舉一動。仿若作為人間的失格者,是我們不得不的宿命。然而,林義雄只能代表他自己,無法代表我們任何一個個體,甚至那從未握有發聲權的極弱勢族群。透過長年的苦行反核,林義雄與長期耕耘核能議題的環保團體揭露了國家長期處在我們對立面的事實。而尚有能動性的我們,面對如此傲慢的國家權力,除了起身實踐訴求,奪回權力之外,別無他途。這是身處權力對立面你我的命運。

也唯有如此,我們才不必再為了失去誰而流淚。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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