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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政治文化的深層想像:英國民主的社群服務精神

英國的君王不再只是個體,而是土地、人民、歷史與文化的具體展現。她不是個人,而是昇華為英國的表徵。 英國的君王不再只是個體,而是土地、人民、歷史與文化的具體展現。她不是個人,而是昇華為英國的表徵。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從1952年登基到2022年駕崩,戰後英國女王長達70年的在位統治,這種英國君主制度下的民主政治,與台灣所熟悉、有時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國民主,有許多基礎想像的不同。

在台灣常見的想像裡,以君王為名的「人治」被視為是權力施展的大忌,應該極力避免,而「法治」這種依照依法而治、依法行政的權力準則,才是值得效法的對象。同樣的,政府也從來也不是誰的,如果探究其組成的原則,會是一套由民選的代議士、政治人物與受過專業訓練的行政官員所組成的,其背後有著慎思明辨的公民,透過選舉而委任有能力的政治家,領導受過專業訓練而有技術能力的行政官員。

這裡有種明確的權能分工:人民有權,而政府有能。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民透過選舉,一次又一次將自己的權力委任給具有代表性與才能的政治家與技術官員,來營運國家與公共事務。行政官員與在政府中服務的專家接近一種工具性的角色,他們的做事方式無關於政治目標,技術專才與專業知識具有客觀的透明性,政治家能夠透過制度設計而領導專家與技術官員來達成特定的國家目標。但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告訴我們,狀況並非如此簡單。

君王在民主政治中是怎樣的存在?

STS學者席拉・賈瑟諾夫(Sheila Jasanoff)透過歐洲1990年代狂牛症與生物科技產業的案例研究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結合科技知識的生產,展現出可識別的特徵。英國型的民主政治特徵十分明確:意涵上,國家是君王的,人民、土地、政府也都是君王的,多數黨的首領接受君王邀請組織政府,相當於君王的治國顧問,也稱為樞密院(Privy Council)的首領。在伊莉莎白二世任內,共有15位首相接受過邀請。由於民主憲政慣例的要求,不論君王喜不喜歡首相這個人都得接受。這樣一種依循實作來形成制度,透過重複實作來制度化、慣例化的途徑,通透而流暢的展演在英國的公共生活當中。公共生活充滿了個人服務於社群的色彩。即使是在上述美國的民主想像中,那些最具備個體理性色彩的地方,政府、專家與行政官員的角色扮演也是如此。

相較於美國公共領域講究個體的競爭與利益的辯論,英國展現一種社群主義的公共服務精神(communitarian value of public services)。在上述案例中,相較於美國在公共事務上面喜歡透過法律訴訟來爭辯彼此的關係,預設著一種政府、社會、產業多元行動者間的不信任,英國更講求透過公開調查制度(public inquires),漸進的修正制度與組織的規範,建立信賴感。而資深的行政官員與社會賢達,如退休法官與貴族,透過對公共事務不斷承擔的經歷累積,走過與化解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並透過這些服務社群的歷練,建立與維繫公共的信任。這樣的信賴感是人際而直接的,並不是基於彼此理性抉擇、制度設計的預設。

君王在民主政治中的信賴感與角色扮演一樣如此,是個人在君王位置(the Crown)上的實際所作所為──畢竟,要怎樣當一國之君,並沒有教科書可以學習。那些公共服務的內容,如主持大英國協的會議、接待友邦元首、發表耶誕談話、悼念陣亡將士、校閱軍隊(Trooping of the Colour)……過往的所作所為不斷重新展演,也定義了君王在民主政治的實際意涵。是角色經過公共展演,重新定義與生產了位置。個人特色的展現與重複的事務擔當,一再地些微轉變與定義了何謂適當、可以接受、與民主政治的理性。這是君王權力的自我限縮。君王不再只是個體,而是土地、人民、歷史與文化的具體展現。她不是個人,而是昇華為英國的表徵。

君王確實伴隨著英國人常在,每日每時,時時刻刻,在錢幣、法院、電話、郵票、電視節目、自然保護區、軍隊與科技知識生產的社群之上,甚至跨越當今的國界,大英國協的存在至今仍運作著另外一套世界秩序,例如加拿大軍隊至今效忠的對象依舊是英國君王,反而不是自己的民選首相。君王與現代性生活制度結合,包覆而完滿。

沒有人敢說英國不是一個民主政體,畢竟這是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中,逐漸累積起來的民主政治原型。與其說是受到傳統制約與個人的迷戀,還不如說是一種整體的文化、歷史認同感的承載,以意義與歸屬為核心,或許有時帶著一種不自覺與神話的敘事,但若以民主政治想像的層次來觀察,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故事有又何嘗不帶有一層神話的色彩?而如果因為欠缺對理性制度安排背後文化意涵和想像的考察,而造成錯誤的解讀,變成一味追求機械式的理性,好像人為的權衡、判斷與詮釋彈性不需要存在,資料自然會說明一切,數字自然會說話,知識生產所追尋的真理只有一套標準化的原則,一旦違背就是造假。加上斷然切割公共與私有領域的疆界,兩者之間應該井水不犯河水,而看不見兩個範疇之間實際上必須要的協調與合作,這何嘗不是一種STS學者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言的純化與現代性所刻意建造的虛幻二元對立?試著掩蓋個體詮釋與判斷的空間,好像制度會自然行走一般,也看不見有個體在場域中利用文化資源,具體而微的動態權力施展、不斷重複因而產生熟悉感達到的既定效果與可能的依賴狀況,這是一種刻意忽略。

民主政治文化會越陳越香

並非所有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國民都對君王抱持著認可,或許在蘇格蘭與北愛爾蘭,有些人會以慶祝取代悼念,民主政治文化與社會科技的想像永遠是多重的,也是多元的。新國王需要透過公共場域的展演,再一次的透過字面意義,也是實際意義上的公開見證與公共服務,才能不負全國人民與已故女王的期待。民主政治文化會越陳越香,那是一種透過集體智慧累積的共善,公共場域中的信賴、信任與知識生產的途徑,具有深刻的鋪陳與形塑效力。雖然這並無法避免暫時走味的可能,但陳釀的民主文化如英國,做為一種集體的信仰與社會的根本組構(social fabrics),她必能走過君王駕崩、近來的能源危機與戰爭動盪。而台灣呢?我們的的民主落地性中的集體信仰與社會的根本組構為何?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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