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殺人、疏離的父母、底層階級的家庭、暴力與販毒，這些看似不斷出現在台灣電影中，探討青少年、底層人物議題的元素，要如何從更嶄新的角度切入而不至於老調重彈？我認為《該死的阿修羅》在這一點上是成功的。
媒體不再成為唯一禍根
在《該死的阿修羅》中談到了輿論的力量，但卻沒有直接將這股力量歸咎於所謂「萬惡的新聞媒體」。這裡並非要全盤否認媒體造成的影響，但真正將媒體推向亂源的始終來自於人性。劇中我們鮮少看見新聞媒體在殺人事件後直接的影響，而是透過角色間的對話去認知到現在外界是怎麼想的──痛心的被害者家屬、對加害者的攻擊與威脅、殺人者唯一死罪……
這些元素必然也都存在於新聞報導，但即便沒有了新聞，這些想法仍然深植在大眾心中，因為，當人們心中和平世界的圖像被破壞時，我們就會企圖歸因：因為他的家庭不正常、因為他從不展現憐憫之心、因為他與社會格格不入……各種理由，讓我們確信這個世界依然是善惡分明的，我的善良是正確的、他人的惡是不可原諒的。而媒體在這之中的角色則是將這些想法催化、放大，說出人們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讓人們更加堅定自己心中嫉惡如仇、賞罰分明的心理機制。
但，如果今天殺人的「災禍」是發生在你身上呢？
如果善惡不是選擇，而是命運與偶然
這個說法是危險的，但我想要講的是罪的另一種可能性──偶然。
和身邊的朋友聊過，發現有不少人都做過類似的夢，在夢境中發現自己殺了人。我也曾夢見自己連續殺了幾個無辜的人，但對於行兇的細節一無所知，只看到滿地的鮮血跟血衣。不過，整個夢境最痛苦的部分在於，每個人都指控我殺了人，包括家人、朋友、最親近的人等等。而我也「知道」我殺了人，這是即便被原諒都無法抹滅的罪孽。我的善良蕩然無存，因為我殺了人。
然而，當人犯下了這個極惡之罪後，他就完完全全是一個惡人了嗎？
在卡繆的《異鄉人》中，主人翁同樣也殺了人，同時，作者也花了很長時間的鋪陳這位主角是如何的與社會「格格不入」，例如在母親的葬禮上未落淚、母親去世後還與女孩子展開熱戀……，看上去不是多大的罪孽，但已經足以將一個人從社會中定罪。而在主角殺人的當下，他似乎也不清楚自己當下為何會開槍、且連發四槍。不論別人指控他本質如何的惡、如何的不肖（顯然都與此案件無關），但他都不覺得那些足以審判他的罪惡。為什麼殺人？他心底也知道，或許那就是純粹的偶然，心中所存之惡被偶然地發酵，就如那為幫他出庭供證的朋友所說「災禍降臨於此」。
要知道，什麼都不足以成為一個人可以殺人的理由。但社會要把罪孽加之於人實在太容易，又有多少是與他所犯下的罪行相關的呢？到底是因為他殺了人所以犯罪、還是因為他在這個社會無容身之處所以該死？
把一個惡人還原成一個人
導演樓一安在映後談到，他拍電影時所想的，正是「怎麼把一個惡人，還原成一個人的樣子」。在他的惡行之下，還存在著哪些人性的面容？而那些看似善良無辜的他者，又能全然地遠離惡嗎？
延續上一段對於惡的理解，在《該死的阿修羅》劇情中，我們看見在現實中壓抑卻在虛擬世界中稱王的公務員、把工作的怒氣發洩在伴侶身上的上班族、無法翻轉家庭階級而埋沒天賦的少女、無法表達戀慕的同志……，這些角色都因為無法成為自己、無法表達最真實的情緒，使得憤怒油然而生，進而在心中種下了「惡」的種子。就像劇中的記者「黴菌」（莫子儀飾）所說，身為隨機殺人案目擊者的他，在當下差點失手殺了嫌犯詹文（黃聖球飾），是不是也差點成為了眾矢之的的惡人？
於是，在第二段結局中，導演引著大家經過「奈何橋」，透過偶然的劇情安排，將原本的「受害者」角色翻轉為「加害者」，這全然是對善惡價值觀的一種挑戰，也是我認為本片最大膽的部分。在第二次的命運中，每個人依然帶著自己的生活困境與憤怒，相遇並產生連結。但卻因為命運的轉換，將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位置對調。
這裡的設計其實也相當巧妙，就像前一段所提及的：善惡一念間，但人在這之中卻是沒有選擇權的。在第二段故事中，琳琳（王渝萱飾）至夜市赴約採訪前依然與媽媽發生衝突。原本媽媽會拿酒瓶砸傷琳琳，導致她無法前往夜市赴約，但在第二次的命運中，卻「偶然地」因為助聽器的聲響，阻止了媽媽的行動，讓琳琳能順利前往夜市，並遇見了原本要到夜市對群眾「試槍」的詹文。
而這一場相遇，完全改變了詹文後續的命運。在第一段故事中那個憤世嫉俗、生無可戀的加害者詹文，到了下一段故事卻又成了悲痛欲絕、憤怒無比的受害者家屬。聽來諷刺，卻相當值得反思：善惡之間的確是一個念頭，但會不會有時候，就是在一種命運的偶然下，影響了我們最後走向的道路？
表演式的道歉，還是修復式的和解？
電影中詹文因殺人入獄，在審判的過程中，卻看見他死都不願意道歉、不願意解釋當天的「不小心」，毫無「悔意」。但他是真的沒有後悔嗎？又或許他是認知到這個「道歉」著實毫無意義？道歉究竟是為了什麼？因為一句「我不是故意的」，殺人罪就能得到「原諒」了嗎？還是只是因為大家希望「看見」他的悔意、希望他得以因此減刑？那麼，這樣的道歉還有意義嗎？
從這裡就能看見「修復式正義」加入的重要性。修復式正義不是要求受害者原諒、或是不處罰加害者，而是進一步思考：在加害者獲得處罰後，被害人因傷害產生的仇很該如何修復？我想，那就是所謂寬恕。心理師蔡宇哲博士曾這麼解釋：原諒和寬恕是不同的，沒有人可以強迫受害者去原諒、去當作這一切沒有發生。寬恕的意義是：「我願意放下對你的仇恨，放過自己、並好好前進。」
因此，修復式正義需從梳理加害者的犯罪脈絡開始，並讓加害者了解到：自己行為造成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錯了」，並真心誠意的道歉？修復式正義需要緩慢前進，但社會上對司法的壓力與對加害人的不諒解，讓我們很容易忽略這個過程。在這個人人喊殺的時代，社會是否能多一點寬恕？
「我們都已經自顧不暇了，還要理解一個犯罪者？」這是人們最普遍的不滿，也是人性。但我想，能抵抗人的劣根性的，也只有清楚的意識了，能不能讓大眾逐漸存在這樣的意識？有意識地認知到，人都不是完美的，你所做的鍵盤定罪行為，只不過是在透過貶低他人來成就自己的優越感。在發生社會案件時，是否能先內化回到自己身上，有意識地檢討自身的價值觀、與他人相處的互動，是否也有需要改善、需要進步的地方？
不需符合典型，陷入加害／被害方的二元對立
寫到這裡，或許已經有很多人質疑：是否因為我不曾成為受害者、受害者家屬，所以我才能冷血的同理惡的那一方？這也是我不斷丟給自己的問題。如果今天換作受害的是我的至親，我還能在這裡理性的辯論兇手的善與惡嗎？
老實說，我也無法確定。
但我永遠忘不了王婉諭在面對自己的女兒小燈泡當場被殺害，第一時間卻站出來面對媒體的那個景象。為了不讓媒體錯誤報導，王婉諭親自描述事情經過，她沒有崩潰、憤怒，反而是直接點出了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並要大家開啟理性的對話空間，也讓她被稱為「非典型受害者」。這裡並不是要呼籲每個受害者都要成為這個樣態，但這個社會是不是能多一點接受「不一樣」？不論是加害者、被害者、或是憤怒的「群眾們」，我們不成為那個典型也可以是正常。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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