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殺害事件，引發各界的關心與討論，但是筆者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也將此事做為課堂教學的活教材，拿課程理論與社會實務彼此融入，透過這個社會案件提供給學生一點反思與回饋。在實地的教學現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學生對於此事的看法及觀點受到新聞媒體影響甚深，隨著媒體的炒作，有些同學開始關心死刑與廢死的議題，有些同學發揮了同情心，對於女童的處境深感同情。
我們台灣確實已經成為高度開放的民主國家，社會事件透過媒體的報導，可以超越年齡，跨越鄉村與都會，喚醒全體國人對於社會時事的關心。這從後續引發民眾群情激憤跑去痛毆加害者，以及善心人士捐贈愛心物資、參加追思會等各類群眾行為都可看見。這也證明：媒體的力量驚人，新聞記者的一句話、一個攝影畫面，都可以引發極大的的社會力量。正因為如此，媒體的力量是該被深度探討，以免濫用引發後續不良社會效應。
媒體記者的職責是什麼？
媒體記者，是該比眾人具備更高的道德操守與社會責任。媒體記者絕非僅止於針對新聞事件做如實的報導，而是應該對於社會事件能夠重點分析，並且做到道德的反思與價值的澄清。能夠徹底分析這些報導對於台灣後續的社會效應，這是媒體記者所應具備的責任，因為記者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影響了這個社會的動盪與安定。
我們的媒體總是掌握不住重點
例如女童被殺的這個新聞案件，是一件悲劇，但這無疑也是台灣社會改革的一個良機與動力，媒體應該要能有足夠的敏銳度掌握社會議題，引導台灣社會的進步與革新。但是，透過這幾天的新聞，很明顯已經喪失了最佳機會，媒體記者把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在「非重點」的新聞報導，新聞深度明顯不足，更別說對民眾有任何正向教育意義。
近日新聞大肆報導社會各界對於女童父母的愛心物資捐贈，筆者所任教的國中生都深感疑惑，世界上發生海嘯、地震、塵暴事件，民眾愛心捐贈都能理解，但是女童被殺怎麼會跟物資捐贈扯上關係？這連國中生都很清楚，女童爸媽現在所受的困難並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對於台灣的社會治安與教育的不信任，這是新聞媒體該去分辨價值的一件事。
此外，關於女童追思會的報導，我們必須先了解一個事實，這位女童並非社會當中的名人，更別說對於社會有極大的貢獻。台灣社會曾經對鄧麗君的離世感到不捨，她的歌聲在國人心中永遠難以忘懷，也因此她的追思會引起民眾的參與。但是反觀這位女童，她是一個喪心病狂刀下的犧牲者，她的犧牲重點不應該是追思會，我們應該反思，深入檢討，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媒體聚焦於追思會與愛心物資的捐贈，甚至更可惡是對於兇殺現場的大肆報導，敢問記者，報導這些有任何社會教育意義嗎？對於女童家屬只會更造成更嚴重的二次傷害。
女童被殺的案件，重點是什麼？
新聞媒體曾經對兇手的背景經驗做深度分析，我們也可以就按照媒體的報導路線回顧一下兇手被霸凌的童年，為什麼不深入探究他為什麼從被害者成為加害者？這是教育議題。我們也可以追尋兇手的精神病史，究竟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應當有什麼樣的認定與後續照顧，在執行的同時有哪些必須被注意到的人權議題。這位兇手曾經有過吸毒的經驗，或許他已喪失理性的認知能力，毒品氾濫對於治安的危害也應該被大眾所關注。但是我們的媒體卻把話題導引為只有死刑與反廢死議題，「死刑」只對正常人有嚇阻效果，對吸毒者或是精神病患根本一點效用都沒有，這一點連「國中生」都能夠輕易的釐清。這些議題應該都是身為專業新聞人該關注的核心，只要有一項能被社會深度討論，都會帶動社會的進步與改革。但很可惜，我們的媒體記者欠缺了導引正向改革力量的帶動能力。
女童熱潮退了之後，我們得到了什麼？
我們的新聞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盡是報導一些自以為是獨家、聳動，並且以八點檔連續劇方式做鋪陳式的報導，表現出令人眼花撩亂的失焦，快速引發全民關注。這些失焦的新聞充斥在我們視聽感官週圍，但是一旦大眾的視聽飽和了、厭煩了，媒體認為沒有發揮空間了，又將馬上轉移新的獨家、聳動事件，形同一種惡性循環，純粹為了追新聞而追新聞，將社會道德責任棄之於不顧，對國家社會的殘害影響甚深。女童案的討論熱潮終究會有淡了、冷卻的一天，最後可能又將被社會所遺忘，如此，這個小生命的犧牲將不具任何社會意義。我們社會最大的問題莫過於此，總是無法從慘痛經驗中學習到教訓。
謹以此文，提供給大眾與專業媒體一些檢討與省思的空間，新聞人的職業道德更是責無旁貸。問問自己，您當初想當記者的夢想是什麼？想必擁有一股改革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強烈熱忱，喚醒您新聞人的使命，莫忘初衷！
（作者為台南市立海佃國中歷史科教師、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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