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靚蕾與王力宏與的事件中，眾多評論文章齊放，然而，我認為在性別的議題上，有必要針對朱宥勳〈「李靚蕾IG發文」的寫作安排〉一文做出批判。
評論者為何要代替女性，從自成意義的文本中再進行詮釋？
首先，我們必須認知到，父權體制是一種被創造的體制，有某種程度的「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的特點。在這樣的體制下，常會迫使女性屈於服從與依附的權力關係，體制同時會再透過媒體、研究與評論的再現，而再次鞏固父權體制。
引述李靚蕾的原文，她提到：
無論是過去或是現代的女性選擇為家庭全心付出當家庭主婦，雖然實質上是屬於『無酬』的工作。但，這只是家庭成員角色的分配，也是家中重要的支撐，甚至是一個全年無休，24小時多重角色（例如：保姆／老師／打掃阿姨／司機／總管／伴侶／特助等工作）。這份工作的薪酬應該加總計算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機會成本。這應是所有家庭主婦透過自己努力應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贈與或施捨的，被分配到這個角色的人不應該是理所應當要永遠沒有經濟能力或積蓄，而擔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獲得所有的利益和權利。這樣會形成不對等的關係，也會讓女性處於弱勢，即便男生出軌或家暴也難以有話語權。
由此段文字可以了解，李靚蕾的文字，已經指出女性在社會結構的位置，如「這樣會形成不對等的關係，也會讓女性處於弱勢」，進而能去拆解結構位置所產生的壓迫，如「這應是所有家庭主婦透過自己努力應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贈與或施捨的」。
反觀朱宥勳的文章，我們必須要追問，面對具有對抗父權體制的女性主體，作為評論者，為何需要去代替女性，從自成意義的文本中，再進行詮釋？
自我表述的行動，就一定是女性的攻擊？
在朱宥勳的文章中，使用了像是「攻勢」、「凌厲的」、「綿裡藏針」、「每一波攻勢打出來之前必有暖身，打出來之後還會做個扣，好連結到下一波攻勢」、「這人寫字根本是在閱兵大典上面排方陣來著」，這樣的詞句進行解析，巧妙地轉化李靚蕾成為關係中的攻擊者，並淡化了原有對於生命經驗的表述。這種對於自成意義的再詮釋，放上了各種攻擊的形容，事實上已經超譯了原有意涵。
朱宥勳對於寫作技巧的分析語彙：開場、召喚受眾、第一波攻勢、第二波攻勢、前後鏡像對稱、主軸、策略等，已經預設了一種以寫作技巧為核心的框架，接著套用內容到框架裡詮釋。這是一種形式先於內容的謬誤，這樣的分析，是將李靚蕾的自我賦權，嫁接到精心安排文章技巧的層次。
後殖民理論學者Gayatri Spivak，就針對Representation做出提醒，她認為Representation的一層意義是「代表」，另外一層意義是「再現」。Spivak認為，研究者是否可以代表他者，是否能忠實地再現他者的情況，都是要追問的問題。如果他者只能透過帝國主義所發展的知識系統去被代表與再現，那終究無法建立自身的主體性。換言之，他者的主體性只能在有了自我「表述能力」才能突顯。
Spivak的觀點，被廣泛地應用在歷史學、人類學、甚至是性別研究的取俓。亦即，在父權的體制下，我們應該讓受迫者，特別是女性，弱勢，甚至是各種性取向的他者，去訴說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自大地代替他者發言，並享有因此而產生的利益。
從朱宥勳的文章來檢視，是不應該用寫作技巧的框架去置換生命經驗，也不應該在女性對抗父權體制的嘗試中，抽離原本的脈絡去重新詮釋文本。任何代替他者去發言的人，我們都應該去追問，他站在權力位置的哪一端，以及他者是如何被表述，是否扭曲了什麼，產生了什麼影響。如此，我們才能避免成為再製權力結構的一員。
（作者為國際NGO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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