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國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成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每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都不同。不論佛系、魔系、佛地魔系，都喊出了一個相同的口號「防疫視同作戰」，並且紛紛提高了政府強制的防疫作為。
那麼，誰是被防疫總動員的作戰者？正是在層層指揮監督下、受到完全支配的醫療照護人員。
是防疫，還是政治？
世界歷史上，大瘟疫曾動搖過數個政權，造成朝代或王國更替。防疫說穿了就是政權保衛戰，人民或戰士的犧牲有多重要？絕對沒有國家安全的大帽子重要。自古戰爭也從來不僅是軍事，更多的是政治計算與鬥爭。戰士不苦於戰事，而往往困於無士氣。
由這個脈絡，再來回顧一下台灣現在的中央一級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他在2017年2月接任衛福部長時曾對健康照護體系說出「醫療是服務業」這句話。某些事要拉出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才看得明白。作戰必有傷亡，指揮官何忍在戰時喊「國防是服務業」？瘟疫是面照妖鏡，醫療不是一般服務業的兩大特性──「強制性」與「公共性」，此際就能看清楚。
台灣現在的防疫成果，不能說沒有受SARS時醫護心酸血淚的教訓所影響，但也不得不說，依舊不夠重視醫療照護人員的基本權益，尤其是勞動權與權益的程序保障。然而，觀諸各國不一的防疫政策，有所謂真正的防疫科學標準嗎？還是仍有背後看不見的那隻手？與其說是防疫科學，毋寧說是防疫政治學。
以「服務」之名被壓榨的醫護勞動權
健康照護產業具有特殊的勞動型態，本就必須隨時因應病情變化，疫情只是更加凸顯其特殊的地方。如果基於公益上的理由，讓特定人因此受到特別沉重的負擔，而且是被迫為了公眾犧牲，國家就應該透過補償的方式進行平衡。台灣的健康照護體系過去欠缺此種進步思維，總認為醫護在專業上的犧牲是理所當然，因而在對醫護進行防疫動員時，不會優先考量程序正當性，與當代要求制度公平、公開且平衡生活與工作的潮流相距甚遠。
大法官釋憲第690號宣布SARS的「和平封院」合憲時，許玉秀大法官曾寫下不同意見書：「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正當程序的堅持與實踐能力。緊急危險不能成為正當程序的例外。愈緊急，愈應該嚴謹有效地遵守正當程序，因為緊急情況最容易出現致命的悲劇。為保障人身自由所形成的權力分立原則，必須透過法官保留原則方能實現，否則即欠缺外部監督、制衡機制，緊急情況即容易成為製造致命悲劇的藉口。」
難道，醫護勞動權益保障，遇到COVID-19，會是例外？第一線照護確診病人的醫護，受感染的風險高於一般民眾，外國醫護沒裝備也要穿垃圾袋上戰場，並非不會再發生。面對疫情嚴峻，不容樂觀，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值得思考，例如：防疫獎勵金／ICU執勤津貼的發放公平性、院內感染補助傷亡撫卹、醫護分組上班的人力配置與護病比、裝備是否充足適當顧及職業安全、其他業績下滑的績效計算如何處理、封口／封病房／封院等隔離問題、醫事人員出國禁令與自由權、發燒就禁止上班的工作權、自主健康管理變無薪假、大環境不友善的職業歧視問題、血汗健保的制度性剝削、專業倫理衝突、個人隱私資訊的公民權危機……
過勞血汗早已是台灣醫療照護人員的常態，程序上，勞工欠缺與資方對等討論問題的機制，更不可能與專斷的健保或防疫指揮中心對話。勞工現有的「公」會或「學」會，是一個被「資」與「政」掌控的組織，並不能充分代表勞「工」。即使已經開始有工會發展，離壯大還尚稱遙遠。
歐美的醫療崩壞，彷彿成了瘟疫審判日，相對台灣醫療世界第一的成就是來自變相剝削，陳部長很誠實地說，「台灣看病比篩檢便宜」，這點他國是學不來的。沒錯，人權國家不可能採行不公義的公共醫療制度。但是廉價血鑽石並不值得說嘴，尤其他還是蔡總統的醫療白皮書執筆者。再回顧2016總統大選時的醫療政策主張中，蔡總統已經承諾，要以勞動法改善醫療崩壞，我們的衛生主管長官、勞動主管長官，能說不知情？而我們自己也必須反思，健保立法在25年前，當時的台灣是人權國家嗎？有勞動權觀念嗎？有真正的勞工團體嗎？立法程序正當嗎？醫界代表適格嗎？而這些關鍵要點有所欠缺，健保還能算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制度嗎？
權益靠自己爭取，強化勞動法治教育
二次疫情爆發，恐怕才是檢驗防疫政策的開始。祈求沒有政治干擾專業已是萬幸，要政治解決醫療崩壞的期待恐怕不切實際。在台灣，物美價廉的健保常被政府當做外交政治或民粹工具操作；至於欠缺勞動權益變動調整性，看看健保實施後相關健康照護的勞基法修訂階段，健保法何曾有相應的合理調整？
在目前醫院及長照機構的管理制度下，試問，勞基法修訂後所增加的勞動成本，轉嫁給誰？政府沒有積極處理勞動條件惡化造成的人力流失問題，反而新增學系針對人力市場添補新血，彷彿繼續在髒水中放新魚作耐受測試。難道勞工不是當政者心頭最柔軟的那塊？還是勞工軟到發聲不了，甚至連拒絕讓公會或學會為勞工代言的機會也沒有？而當勞工有所埋怨時，酸民們又放話「不爽不要做」。除了用腳投票，想改變命運，惟有自己爭取勞動權。
新冠時代，健康照護者的權益保障牽涉相關法規廣泛，非僅勞動法，尚有防疫條例、民法、憲法、吹哨者保護法草案、健保法、醫療法規、公衛師法、長照法、安寧條例、病主法、個資保護法……，但專屬於勞工可自主掌握的，只有勞動法，是真正為勞工賦權，勞工可據以積極主張自身權益。
基本上，要回歸勞資關係核心議題：工作紀律（工時）與成果分配（工資）；而勞資關係必須區分「個別」與「集體」，個別勞資關係通常由雇主單方面決定，集體勞資關係則必須由資方與工會共同決定，若無工會時，以勞資會議暫代。可惜勞資會議的法制尚不健全，已成為資方規避違規與責任的工具。在個別勞資關係中，勞工沒有議約實力，在集體勞資關係裡，勞工又受「公」會與勞資會議限制，剩下的出路──工會，正說明了勞工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目前的狀況，不僅勞方對勞動法規認識不足，資方也並不了解其立法意旨。過去我們沒有勞動意識，如今的勞動教育尚待促進。資方似乎還無法完全接受勞方的斤斤計較，但近年來台灣社會的世代不公平現象加劇，貧富差距變大，勞保也面臨制度改革，勞工的生活改善機會與保障不足，疫情之下還會加重弱勢的困境。因此，勞動不只是基本人權，也是平權手段。
健康照護人員很會幫助他人，但常常會忽略自己，在防疫作戰指揮中，更顯得弱勢而難以自我保護。勞工在弱勢的情況下，需要被賦權，勞動法就是一個讓政府加入勞資關係角色中的法律。因為勞資關係先天不對等，所以一定要有政府的介入。在大法官黃越欽的勞動法教科書中寫得很清楚，勞資關係裡，勞資政三方缺一不可。所以勞工要求政府有所作為是對的。政府機關要發揮其職能，協助成立勞工的團結組織，讓勞工可以行使集體權利，這樣的勞資互動會比較成熟。現在只由公會或學會主控，並不能保障健康照護者的勞動條件。若要改變公會的市場獨占，則必須推動修法，當然在法規不利下，短期之內也不會有很明顯的強大工會，這會是條漫長而難走的路。
無論是否抗爭，都需要團結的工會
在近期的疫情報導中，看到國際上有許多醫護的抗議或罷工事件，包括香港、法國、美國、肯亞、南韓等。集體勞動權包括團結權、爭議權及協商權，罷工只是爭議最後的手段，但若沒有團結工會作後盾，如何行使爭議權？抗爭之後又如何協商？
工會主要的職能有三個：介入勞動市場、勞工互助及保險、參與勞動政策及立法。例如香港醫護是抗議港府的不封關政策，法國醫護是爭取防疫加給，美國醫護是抗議設備與人力不足或物資分配與工安問題，肯亞醫護是抗議欠薪與裝備不足，韓國醫師是抗議國家的醫療政策，增加醫學生名額而未解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源頭。這些問題與作法，是我們的前車之鑑。但是別忘了，台灣醫療勞工還離真正團結很遠。
在疫情下，健康照護者的勞動處境更加血汗，台灣醫療崩壞不在於外在的實體現象變遷，而是內在價值與品質的無形侵蝕，醫改勢在必行。保障勞動權益不僅關係各類勞動法規，尚牽涉醫療法、醫師法、其他醫事人員法、長照法與健保法等配套，牽一髮而動全局。然而這樣的危機，也正是醫改的契機，讓台灣健康照護體系能永續，並擺脫血汗，邁向公義，需要政方的善意領頭。台灣的全民健康福祉，值得總統召開健康國是會議，司改都有國是會議，醫改為什麼不行？卡謬（Albert Camus）說過，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作者為醫師，管理學、法律、勞動關係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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