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幾個庚子年，總是動盪不安，2020年的庚子年似乎也不例外。
1840的庚子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清朝賠款並開放通商；1900庚子年，慈禧太后放縱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隔年，清政府屈辱地簽下辛丑條約，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這筆錢史稱「庚子賠款」。
在清政府支付了幾年之後，各國陸續免除了部分的賠款，並把一部份賠款退回中國，用在興辦新式教育，或是資助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未曾預料到的是，這些「庚子退款」，竟然直接或間接的，培育了中國與台灣的第一批現代建築人才，影響兩岸當代建築發展迄今。
那些被庚子退款培養出的建築大師
因為庚子退款資助，而接受了西方建築教育的其中一位，是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時為中國文化學院）建築系的盧毓駿教授。
1920年初，李石曾與蔡元培、吳敬恆（吳稚暉），利用庚子賠款的法國退款，在北京創辦「中法大學」。盧毓駿則在同年乘船遠赴法國勤工儉學（中共前總理周恩來也在同一年前往法國留學），後來進入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學習，1925年在巴黎大學都市規劃學院任研究員，1929年返回中國。後來他隨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受邀創辦了文化學院的「建築及都市計畫學系」及「實業計劃研究所」，是台灣在戰後最早的大學建築系所之一。
而庚子退款為中國培養出來的現代建築家中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可能就是梁思成。梁思成的父親，是清末到民初著名的教育與政治家梁啓超。梁思成先是在北京進入了庚子退款設立的「北平清華學校」，也就是留美預備學校，1924年又與著名才女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or UPenn，簡稱賓大）留學，進入賓大建築系。
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中國後，花了十幾年時間走遍全國，發現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佛光寺，引起國際間對中國古建築的重視。戰後，梁思成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畢生致力教育工作，也曾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諮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在此期間和法國建築師勒・柯比意等人共事。
在當時的賓大建築系，和梁思成同期的庚子退款中國留學生，還有楊廷寶、童寯。這三位建築學家，把西方各國的現代建築思潮引進了中國，後來被列為中國的「建築五宗師」。
至於梁思成就讀的賓大建築系，在當時正好是法國「學院派藝術建築」（Beaux-Arts Architecture）的大本營。曾經在巴黎接受建築教育的法國建築教授柯赫（Paul Philippe Cret, 1876-1945），1903年來到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任教，開啟了超過30年的法國學院派建築教育，對美國建築教育有深遠的影響力。早期中國第一代赴美就讀賓大的建築學生，都受教於柯赫教授門下。
現代台灣的建築師，也來自同樣的根源
追溯這些源頭，會發現，時代的巨流，竟然藉著20世紀初期的世界動盪局勢，把法國、美國、中國、台灣的現代建築思潮，奇妙地貫穿在一起。現代台灣諸多執業建築師，應該算是民國初年這道巨流影響下的第三代。
楊廷寶當年在賓大建築系和美國建築大師路易士康（Louis Isadore Kahn）是同系同學。他回到中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任教，早期的台灣建築大師，包括陳其寬、葉樹源、黃寶瑜等敎授，和筆者的恩師林建業教授，都是他在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的學生。多年之後，我在淡江大學接受了建築的啟蒙教育，後來竟也到了法國深造，直接受到法國建築思想的進一步啟發與衝擊。
1968年，法國爆發五月學潮，建築系從巴黎高等藝術學院脫離，成立了9所建築學院。1979年，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負笈巴黎，也參加了巴黎建築學院UPA9的迎新晚會。還記得那天我懐著興奮的心情來到每天上課的建築工作室，法國同學已經在門口接待，給每個新生發了塑膠袋。我還在納悶中，只聽到類似中文：「阿爸！阿爸！」（法語à poil，意為「脫光」）的歡呼聲。學長學姊囑咐新生，把所有的衣物脫下，放在袋子內。
還來不及反應，我們這群新生已經被冷水淋了一身，裸體濕身後再被敷上羽毛，穿梭在會場，教授們卻是吃吃喝喝，談笑風生，見怪不怪。看來，這早已是建築學院的一貫傳統，不知延續了多少年呢？這也已經不可考了。
Netflex在今年10月剛上映的《艾蜜莉在巴黎》中有一個橋段，模特兒為了拍攝香水廣告，裸體走上橫跨塞納河的亞歷山大三世橋。她全身脫光，身上「只穿著香水」。當時的新生們，則是只穿著羽毛。事隔30多年我才知道，「裸體加上羽毛」在法語中被引申為「多才多藝」。法文的à poil是「脫光」，au poil的意思卻是「完美的」，au poil et à la plume的意思，則是「多才多藝的」。
如何讓你的思想完全自由？
法國藝術學院帶給我的衝擊，當然不只是裸體迎新而已。我在巴黎建築學院UPA9的指導教授De Naeyer常問我：「你設計的『parti architectural』是什麼？」也就是「你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歐洲不缺建築大師，但是我在法國讀書時，學校卻從不要我們盲目崇拜這些大師，反而是不斷打破學生原有的框架，讓學生的思考完全自由。
自由是什麼？不同的人，對「自由」有不同的解釋。對當時20幾歲的我來說，那一場裸體迎新，或許就是為了讓新生能卸除自己的既定想法，透過裸體，擺脫社會和文化的一切束縛，讓我們的思維完全自由吧？
回到1900庚子年，當年的動盪，打破了某些沉重的框架。而在2020庚子年，我們面對全新病毒帶來的嚴峻疫情，是否也能再次打破既定的格局，讓思想更自由？在這一個庚子年之後，我們能不能看到更多的台灣年輕建築師挺身而出，不再活在國外「大師」的框架裡，勇敢的做自己的主人，走出自己的路，探究建築的本質，找回台灣建築的尊嚴？
（作者為法國國家建築師、巴黎UPA9建築博士、前板橋市副市長、1990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得主、現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名家論壇副教授、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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