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還記得2013年時，一部超催淚的韓國電影《7號房的禮物》（Miracle in Cell No.7）嗎？今年，土耳其也翻拍了同名電影。兩個版本各有各的特色，人物、情節跟結局都不太相同。韓國版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有智能障礙而被冤枉殺死警察廳長女兒的男主角死了，雖然後來獲得平反，但台下的觀眾還是哭得肝腸寸斷；土耳其版本的比較溫馨，男主角雖然沒有得到平反，但最終獲救，而隔年，土耳其正式停止死刑。
心智障礙跟精神障礙不同
心智障礙也叫做智能障礙，會有一套測驗標準，在電影中，有明確說到男主角的心智年齡是6歲小孩，依據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男主角是屬於中度智能障礙（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6歲至未滿9歲之間），可以做簡單的工作。他們在幼兒時期會比一般小孩更晚學會爬行、走路、說話。而學齡時期到成年時，言語表達會有困難、比較沒辦法理解社會上的規則、無法跟上一般人的思考模式。
精神障礙有很多種，我們以新聞上最常看見的思覺失調症來說，患者沒辦法進行正常的思考，會有妄想、幻聽、幻想等症狀。這種後天疾病容易發生在20幾歲的青年，可能與遺傳有關，或是暴露在多重外界刺激下，例如童年有受創經驗、或長期生活在暴力高壓的生活中，都可能是發病的原因。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原本才華洋溢的青年導演就是因為拍片不順、加上女朋友過世，精神狀態逐漸不穩定，最終被確診思覺失調症。
心智障礙者犯下刑案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缺乏是非判斷能力，又或者是因為思考單純、容易被外人利用而犯罪。而思覺失調症患者發病時，會聽到或看到不存在的聲音或事物，懷疑自己被監視、被議論，甚至有可能暴力傷人。台灣過去幾年沸沸揚揚的小燈泡案、台鐵嘉義車站刺警命案等，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犯下的命案。但我們在這裡還是必須澄清，精神障礙者的犯罪率比起一般正常人，其實是相對低的喔！
如果這樣的故事發生在台灣……
那麼，在台灣有可能發生像《七號房的故事》這樣的情節嗎？
根據刑法第19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再加上台灣根據聯合國的兩公約（ICCR及ICESER），在2009年的時候頒布了《兩公約施行法》，對於精神障案者以及身心障礙者有了人權上的保障，但是我國由於智能障礙者相關的重大刑案較少，相關的研究報告也不多，討論度比起精神障礙來說也較低。
假如真的發生像《七號房的禮物》這種情節，有智能障礙者因殺人嫌疑被逮捕，成為新聞上的重大刑案的話，我國對於刑事案件最高可以提起三審上訴。2016年發生的小燈泡案，到現在還沒有確定三審定讞，就算判為死刑後，執行死刑的時間也不一定，慢的有的到現在還沒有執行，快的像鄭捷，判決死刑定讞18天後就執行槍決。假如是智能障礙的話，各種人權團體對於此事都會積極去了解以及抗議，所以台灣不太可能像電影裡面一樣草草判刑、甚至立刻執行死刑。
電影中的男主角以純真跟善良的心，喚起了其他獄友心中柔軟的角落，相信他的無辜，不該讓智能障礙的男主角被判刑。然而，位高權重而復仇心重的司令卻不遺餘力的希望他死。在世人眼中可惡至極的受刑人，成了見義勇為的人，而被尊敬的社會高層，卻反而成了迫害者。這是否也反映了現實社會的矛盾呢？
不論在韓國版或土耳其版中，智能障礙的男主角都是處於弱勢的。面對嚴厲的法官與咄咄逼人的律師，屢次語無倫次甚至答不出問題。如何保障障礙人士的法律權利、不因為對他們不理解或恐懼而使他們陷入不利的狀況、不被不了解詳情的人民起鬨而影響最終判決，就成了法律上重要的課題。
這兩部電影也讓我們看見人們在面對心智障礙者時所能展現出的溫情與同理。今日的台灣，暫時還沒有面對到《7號房的禮物》的議題。但如果有智能障礙者發生其他罪刑入獄，社會大眾能否給予他們足夠的寬容？政府是否能給予足夠的關懷與支持系統？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作者為路得啟智學園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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