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只要性騷擾的案例成為熱議焦點，我都會想著：要不要寫出自己的經歷？
每一次，那些痛苦的情節明明都已經轉換成文字在腦海內飛快轉動，最後卻依然寂靜死亡在靠近鍵盤前的指尖。
因為就像《人選之人》裡的張亞靜一樣，我總是忍不住檢視自己是不是共犯？有沒有做錯的地方？有沒有釋放出錯誤的訊息？想像著外界會對我做出怎樣的評斷、揣測著加害者會不會動用什麼手段給我壓力？最後，納悶這樣做真的能給加害者任何懲罰嗎？理性上我決定不再去思考這件無法處理的事情，感性上卻無法逃避心裡的陰影。
性騷很難舉證，但也不要粗暴獵巫
電影《花漾女子》有許多看似輕巧卻非常震撼的畫面，一次是她經過工地，一群建築工人曖昧的看著主角凱西，各種輕蔑挑釁羞辱，凱西很冷靜，沒說一句話，只是直直看著這群人，讓這群人摸摸鼻子自己走開；另一次是開車時遇見一個司機對著她咆哮，還說她的駕照一定是跟監理站的誰發生關係才得來的吧，凱西乾脆下車用鐵棒一口氣敲爛了對方的車。看的時候我心裡一面大呼過癮，一方面也悲傷地想著，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強悍才能不被傷害？我不能只是原來的毋須武裝的我，就被平等對待嗎？
這種質疑自己不夠強、不夠勇敢的心理，有很長一段時間，其實是直到現在都非常困擾我，所以我非常敬佩、尊重、心疼每一位寫出經歷的受害者，這不是單一政黨的問題、也不是單一組織的問題，這是可能會發生在每一個角落的事，我們要用很謹慎的態度去面對，不是簡單的劃分受害者跟加害者，粗暴地獵巫就了事。
在雞排妹翁立友事件時，我就寫過一篇文章討論權勢性騷／性侵的可惡跟可怕之處，這一次也有許多案子其實就是在權力結構或年齡不平等下而產生的，但被控訴的加害者，除了幾位請律師寫聲明喊告，也有人是曾共事過的人跳出來逆風相挺，讓我更深刻感覺這實在是一門很難的課題。
我們大多認同性騷是很難舉證的，因此更容易相信弱者，於是這幾天不少人說，「碰到性騷就要採取有罪認定才對！」那假如今天「表面上的受害者」是為了某些原因意圖毀滅對方才指控呢？被控訴加害但其實無辜的人又要怎麼自證清白？難道都只能靠親朋好友看人品力挺？即便如此，也有可能會遇到這種說法：「親朋好友就不知道他衣冠禽獸啊！他很會掩飾、也可能很會演，就像媽媽都說自己小孩最乖一樣啊。」
這樣說起來只要被指控性騷，就幾乎某個程度上是社會性死亡了，可是難道我們要因此忽略事件的各種可能性各種角度嗎？程序正義是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法治，碰到這種情況就拋棄舉證的過程，那根本不是長久讓社會變得更好的方法。
塑造更安全的環境，讓可能的誤會消弭
有一部日本電影，原本的名字是《儘管如此，我沒有做》，後來台灣翻譯是《嫌豬手事件簿》。這個「嫌」當然是刻意為之。我們都熟知日本電車層出不窮的騷擾事件，電影中的主角金子徹平被指控在人擠人的車上伸出了鹹豬手，由於辦案過程粗暴，檢察官又帶著有罪認定的先入為主起訴他，法官最後則用了「無法明確舉出他無罪的事證」為前提，做出了「有罪」的判決。
我們不難想像，在日本這樣一個潔癖的社會，這個有罪判決可能就此改變金子徹平的一生，這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
有的人可能錯以為我這些「可能有誤會的情境」是在幫加害者說話，恰恰相反。身為痛到說不出口的性騷受害者，我認為正是要塑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讓這些可能的誤會也都消弭，以後受害者站出來指控時，社會才不會以她／他其實別有意圖的異樣眼光看待。
例如這一次控訴傅崐萁的資深媒體人，就有媒體不知道是未經求證或是刻意造謠，冠上錯誤的職稱跟扭曲的職務連結，指控該媒體人是為了攻擊國民黨、報復國民黨；又如同雞排妹之前控訴翁立友的事件，也被質疑是為了創造聲量，為什麼不能回歸本事討論？重點難道不該是被控訴的加害者到底做了什麼嗎？
可是要怎麼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難不成真的要盡量有監視器、錄影、錄音，才能保護到全部的人嗎？
人際交往界限如何拿捏？
我有個學長在民間大企業上班，生性熱情的他在茶水間拍了打掃阿姨的肩膀一下，對方痛罵他性騷，公司真的也因此召開性平會，朋友從此跟任何不太熟的女性講話都保持安全距離。
我一個同學的小孩在美國念書，今年小學三年級，在學校的一個感恩活動給每位同學寫了信，但給其中一位女孩的信上偷渡了告白的字句，女孩跟家長反應不舒服，學校也立即對孩子展開一整天的性平教育。
這個被阿姨送到性平會的例子可能讓很多人心驚：「人際關係的尺度是很難拿捏的、難道拍肩安慰都不行嗎？」
我某個程度認同，的確有一些時候很難拿捏，但是再仔細想想，又沒有真的那麼難拿捏。
這幾天很多人提出了各種拿捏的「準則」，前台北市政顧問翟本喬提到Google 員工訓練課程中由律師傳授的訣竅：
你會允許別人對你心愛的人做這樣的事嗎？
如果你的另一半、對方的另一半、你的父母和對方的父母在場，你還會做這樣的事嗎？
你會希望你做的事和說的話登上報紙頭版、電視新聞、FB、IG和PTT嗎？
如果不會，就不要做。
又或是粉專「農藝女孩看世界」也分享「巨石強森法則」：把眼前的人不分男女都當作巨石強森，你不會對巨石強森做的事情，就不要對別人做。（當然並不是體型壯碩的人就不會被騷擾，只是藉此假想。）
而我認為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式：「如果你要做的這件事情，在不用碰觸到對方身體的情況下就可以做到，那就不要碰觸。」
以學長的例子來說打招呼更簡單了，既然只是打招呼，舉起手或是出聲就可以達到效果，不需要拍肩這個動作；假設要「安慰難過的同事」，如果用言語說寬慰的話就可以達到安慰的效果，那為什麼一定要拍肩或擁抱？除非你們關係原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你非常確定對方此刻需要肢體動作，否則就不要！言語也是，談業務就談業務，不要有多餘跟身體性別等等相關的內容，不要談對方的衣著、身材、男女交往婚姻關係……。作家瞿欣怡也在臉書分享同樣簡單的界線「只要是你不希望別人對你媽媽、太太、女兒說的話、做的事，就不要說，不要做。」如果這麼簡單的事都不願意試圖去做、或是故意假裝這太難了，這樣的人「不是太笨，就是太壞」。
性別平權：不能一步到位，但要持續前進
但也如此次被控訴的《上報》董事長王健壯所發出的反駁「我認真回想，這些年來在飯局裡可能有因為肢體接觸而冒犯他人的情形，我必須反省認錯。追溯這個壞習慣的源頭，大概是我幾十年前還是菜鳥記者的時候，就從大環境中耳濡目染，以為當然；而我感到極為慚愧的是，我一直從事新聞工作，照理說是最應該與時俱進的，可是我竟然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壞習慣對女性的不尊重。」
我還是願意相信有的人在沒有深刻的瞭解性平之前，是真的沒有意識到自己做的事情是錯的，比方說，有朋友看了我對性騷擾的評論文章後跟我討論，他說他這段時間都在檢視自己這一路跟異性相處的行為，擔心自己有沒有做出讓別人不舒服的言語行為，他問我「可是假設我講了某些事情，對方笑得很開心，事後才從別人那邊知道原來她可能感到不自在不舒服，但當下她真的笑了啊，那我怎麼判斷呢？」我說，有首歌名是「妳不是真正的快樂」，她笑了不代表真的開心，有可能只是不想讓你尷尬、讓現場的人尷尬，所以每個人自己心裡都要有一把尺，只要隱約覺得可能讓任何人有一丁點不舒服的機會，就不要說。
好像有點麻煩？聊天、聚會、茶水間閒聊、交朋友，幹嘛有這麼多界線？
再讓我舉個例子：我有一對同學夫妻兩人目前在大型外商金融公司上班，說他們公司文化真的比較沒有性騷擾的事情，至少工作環境很有安全感，許多事情都是明文規定禁止，包括種族膚色服裝退役軍人宗教信仰性別性向之類，所以沒有人用身材胖瘦開玩笑，或是隨意評論別人的穿著打扮跟長相，如果有感到歧視騷擾，有專線或是24小時email、任何語言都可以，曾有一個主管就因為太愛聊女性服裝被投訴，被人資叫去提醒。同學說：「制度化和尊重人的社會是可以建立起來的。」
所以回到前面的問題，對，我相信這有點麻煩，要出口、要出手前都要先經過腦袋一圈。但幾乎所有推動文明進步的過程，都是有點麻煩的、需要克制的，也是這些思考、節制、克己、尊重的過程，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說實話，雖然這一次#MeToo風潮引發很多討論，但第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被舉報的人都是有知名度的男性，政治人物、作家、學者、媒體人等公眾人物，這些人都是有偶包、需要道德背書的，用性平爭議去評論他們的確可以造成壓力，但這個社會有更多其他人是即便被批評性騷擾可能也無關痛癢的，可能遍布在365行、某家中小企業的中階主管等等；而被騷擾的女性，則可能不如這次的控訴者們，有能夠利用網路書寫公諸於媒體製造輿論的能力與勇氣。
比如說，得了許多文學獎的作品改編新戲《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有女移工遭雇主拍臀的性騷橋段，還有其他更容易被欺壓、侵害的弱勢女性，她們需要這個社會用更多的實質行動去保護她們。
欣見政院進行性平三法修法，未來對雇主為加害人將加重處罰，而為保護被害人，減少陳述過程的傷害，同一事件也將統一處理；此外，為建立友善申訴環境，行政院已請法扶基金會開設被害人專線，由專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而性騷之所以成為熱題的第二個原因，也正因為這些被控訴的是政治人物、作家、學者、媒體人，所以很多關心議題的人背後真正關心的是政治，關心的是這些道德之劍可以刺傷誰。我非常痛心的是台北市議員鍾沛君控訴名嘴朱學恆的發文底下，雞排妹去留言批評朱學恆，結果又吸引來500多則留言，其中許多則非常精準示範了什麼是「完全不及格的平權」，真的極為諷刺荒謬。
所以，必須很沮喪的說，這是一條很漫長的路，一個社會不太可能因為一次#MeToo運動就不再有性騷事件存在，但我相信我們會因為這樣的討論一次比一次進步，愈來愈能落實平權。以後可能有些人在說黃色笑話前、習慣性把手搭人家肩膀前、會先想想自己有沒有可能被說是性騷擾；也有人在碰到對方可能有不適當的舉措時，能意識到不對勁，不再因為「曾經太過年輕」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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