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元旦，我的父親和母親參加集體公證結婚，只有幾個朋友出席見證。
這兩個孤身來到台灣的人，請總鋪師到自家客廳辦了兩桌喜宴。我媽這邊出席的有在新莊賣麵的印尼遠方堂姊及她再婚的丈夫，我爸找來賣餅的老闆和三名福建老鄉。為了這場婚禮，他們買了新床和櫃子，老闆送了洗衣機。我媽穿著訂製的綠色套裝，一套要價台幣4、5千元，後來送給樓上鄰居。租借的白紗，只有在相館拍照的時候穿。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我這種人叫做新二代
一年後，我出生了。長大以後，我發現自己是新二代。這個標籤大多時候不影響我的生活，因為我的口音、外表跟一般人一樣，出生之後，自然而然就有了身份證。在某些人眼中，不會說印尼語的我，大概也不算是「新二代」。新二代這樣的認同於我也不特別深刻，畢竟我知道這個詞的時候已是大學生了。另一方面，有人以移民的身份為榮，但也有人討厭被稱為「新住民」，會說「我是台灣人，不是什麼新住民。」因為他們千辛萬苦終於拿到台灣身分證，只因為說話帶有腔調，卻一輩子都被貼上「新住民」這個標籤。
後來我被介紹是新二代、而母親是新住民時，我意識到根本沒人問我媽是誰，包括我自己也沒問過她：「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但就算問了，回答大概也會隨著各種因素而改變。因此在面對類似的詢問時，我往往回答：「我是新二代，但我的母親不一定是新住民。」我媽的認同，就由她自己來回答吧。這些年來，我媽漸漸發現來自印尼不是一件丟臉的事，開始自我介紹是印尼華僑。
過了這麼多年，我終於能說明自己為何無法流利地說印尼語、客家話、閩南語——其實，很多人也無法流利地說他們父母的母語。因為多次殖民的歷史遺緒，人們必須改說日語、說國語、各種被規定的語言。導致他們必須不斷地問：「你為什麼不會說？」
這個問題並不真的指向我們，而在問他們自己。我們為什麼不會說我們父母、祖父母的語言？
有時，語言成為一種消極的武器
眼前的女孩說，她從小不說閩南語，「因為我討厭我阿公。」
她25歲，之於我，是非常年輕，年輕到必須證明自己是誰，否則就什麼都不是的年紀。但也已經太老，老到大學都畢業了，可能沒有任何值得被人記得的作品，也沒把握自己能不能一直做喜歡的事。那段短短的對話裡，「我討厭我阿公」出現了無數次，多到我擔心會造成家庭失和，趕緊將話題引到其他方向。但我也能想像，因為屈辱、想讓家人揚眉吐氣的悲情處境，依舊存在於社會的許多角落。
就算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媳婦，與公婆同住都很難不生任何摩擦，更何況是舉目無親的新住民？面對外界歧視就算了，回「家」連躲起來的角落都沒有。諸如家裡的碗怎麼沒洗、為什麼只生了女兒、有本事就滾回去等等。我所聽到新住民與婆婆最要好的發展大約是，丈夫死了或欠債逃了，因此婆媳頂了一家店苦幹實幹，緊密相依，沒有任何外界想像的衝突——因為外面的衝突太大，內部禁不起任何折騰了。
而這女孩的母親，面對的甚至不是婆婆，而是閩南家族的大家長。「我其實會聽、會講閩南語，但就是不想講，阿公跟我說話，我就用國語回答。」這是身為長女唯一能為媽媽報仇的方式了。她不能裝作沒聽到——那被視為沒大沒小——但她用長輩陌生的「國語」，為媽媽創造了一層保護空間。我想像，這女生的「國語」比她阿公好很多，好到足以讓阿公意識到，這孫女不會乖乖聽他的話，能讓一家之主的阿公，瞬間變成空氣。
曾聽過來自東南亞的人，面對他人歧視時仍樂觀地說：「他們說他們的，我們裝聽不懂就好了。」但來自中國的移民（就算原本是中國籍，也可能入了台灣藉，只是因為口音被當做了局外人）則說：「他們知道我們聽得懂，但也不能怎樣，就默默忍下來。」
其實，我們都聽得懂。但有時不聽、不說，是我們在有限的選擇中，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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