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Threads社群平台上，「privilege」（特權）這個詞開始流行起來。這個詞本身常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是從西方文化語境中借來的，用來指涉人們在日常互動中感受到的差別待遇與優勢。
在這波討論中，台灣群眾主要把這個詞彙放在日常社經地位的階級差異上來討論。然而，以一位居住在台灣的外籍人士的視角，我認為我們需要超越感受，轉而關注法律現實。以移民這件事來說，這裡也有許多階級差異。
台灣的簽證制度不是人人平等，更像一座有高低之分的階梯，每一階都規定了你可以如何移動、是否能工作、以及能否在這裡建立生活。而從一開始，不同身分移民就站在這座階梯的不同位置上，這就是特權。要理解在台灣的移民經驗，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檢視這個階層結構。
自由的階層
階梯的最頂端是「新台灣人」，即歸化的移民。從法律層面來說，他們享有最高層次的特權，這是終極的法律Privilege。對於那些原籍護照效力較弱的人來說，成為台灣人意味著他們在全球流動性（以Henley護照指數衡量）的一大進展。但最重要的好處在於他們能更融入、擁有更便利的在地生活，比方說更便捷的銀行服務、更好的社會照護、政治參與權以及設法擁有永久居住的家。
我曾與多位歸化公民交談過，儘管他們的歷程多半曲折，但我尚未遇過任何一位對這項選擇感到後悔的人。他們深耕於這座島嶼，通曉台灣的語言，有些除了會台灣華語以外，甚至會說或是可以教授他人台語，並了解台灣文化。他們已融入台灣並在此落地生根。
再往下一級是持有外僑永久居留證（APRC）的人，這在台灣的地位相當於學術界的終身職（tenure），高度穩定而且保障性高。通往APRC的路很漫長，需要連續居住在台灣3到5年，但一旦獲得這個資格，他們就不必被雇主死死綁住，受簽證限制的枷鎖也隨之脫落。我認識的一些APRC持有者一開始是當英語教師，但一旦獲得APRC以及「自由」後，他們便轉向創業、開設餐廳或從事顧問工作。Ryan Lim在LinkedIn的一則貼文中就完美地闡述了這一點。
接著是近年社會的簽證新寵：就業金卡。這項制度於2018年推出，對想移居台灣的人來說，它是最佳的簽證選項之一。它的設計目的是吸引高階人才，本身就是一整組特權的集合：開放的工作權、高收入者的稅務優惠，以及自由轉換工作的能力。從效果上看，它甚至比依親居留證（Marriage ARC）更有力；後者雖然同樣提供工作自由，但缺乏稅務誘因，且居留權取決於配偶關係。
中層階梯的陷阱
當我們往階梯下走，Privilege變得有條件限制，有時甚至違反直覺。
以創業家簽證（Entrepreneur Visa）為例，表面上聽起來很受歡迎，但實際上它可能是一個陷阱。這項簽證的續簽條件是以營收或募資里程碑為依據。然而，建立一個具實質創新潛力的企業本就需要長時間投入。尤其是製造業或科技型新創，如果你是在開發全新的商業模式，而不是成為既有市場中的另一個參與者，幾乎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餐廳、攝影棚或酒吧可能會迅速達到營收目標，但一個正在研發新型醫療器材的新創公司卻難以做到。這迫使一些創業家進入灰色地帶，他們只能持停留簽證進行市場研究，因為「創業家」簽證將他們置於不可能的時間壓縮中，迫使他們優先追求短期營收，而非長期價值。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已於2023年將簽證期限延長為兩年，這意味著主事者開始理解到：過短的期限與過強的營收導向，只會產生更多「模仿型」（me too）企業，而非那些仍在尋找合適商業模式的新創。
接著是最常見的工作居留證（Work ARC）。這是多數白領外籍人士的現實處境。它的運作方式就像一副「金色手銬」：你的居留權與雇主完全綁定。一旦失去工作，你也就失去了在這裡生活的資格。雖然它是一條通往APRC的路，但缺乏流動性的代價極其沉重。
在此，法律制度產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分類差異。部分國家被歸類為英語系國家，其公民因此具備申請教學類ARC。對像我這樣的地緣政治愛好者來說，這份名單具有高度指標性：美國同時被列為「英語通用國」與「英語為官方語言國」，後面這個分類是幾個月前才剛剛新增的。而這份名單還包含了索馬利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land），這可能反映未來潛在的外交政策動向。
位於職業與簽證階層最底層者，則為藍領與學生，他們在工時、職種與移動性方面受到最嚴格的限制。儘管近期已有政策放寬「中階技術人才」的留任條件，但整體程序仍偏繁複。2025到2026年的新制度顯著改善了學生進入勞動市場的途徑，也預期將提高留台就業比例。
「觀光客」菁英
最後，還有一個幽靈般的階梯層級：免簽觀光客。對於來自擁有Privilege國家的公民（是的，我又得再用一次「Privilege」這個詞），如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大部分歐洲國家，台灣的制度顯得格外寬鬆。
這些觀光客享有90天免簽證的優惠。獨特的是，台灣並未嚴格執行像申根區90／180那樣的「年度天數上限」規則。比方說，觀光客可以停留90天，週末出境一次，再回來繼續停留90天。雖然工作是非法的，且居住超過90天會涉及稅務居留規定，但這種寬鬆性使台灣成為東亞地區對數位遊牧者或「先來試水溫」者而言，最容易進入的地方之一。
階梯之外：韌性與貢獻
這樣的簽證特權階層，是否全然是壞事？不盡然。但我們必須承認，法律上的特權不必然帶來成功，而缺乏特權也不等於無法貢獻，只是會讓這條路變得困難得多。
我在台灣遇過的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正是走過最陡峭道路的人。我曾在我於台灣主辦的多語工作坊Asiaglot聽過Ririn Arumsari的分享，以及在多語大會（Polyglot Conference）聽過Desiana的分享。她們的台灣旅程都是從來自東南亞的藍領勞工開始的。憑藉著純粹的毅力、一點運氣、在工廠或看護中心筋疲力盡的輪班後學習華語並忍受艱辛，她們重塑了自己，如今成為以中文創作、備受肯定的作家。她們擁有最少的法律特權，卻完成了極不平凡的事。
反過來說，所謂「特權」的道路也並不保證順利。就業金卡持有人、半導體領域的博士Marco Mascaro最近分享了他的經歷。儘管具備頂尖學歷與簽證身分，他仍花了將近1年、投出500封履歷才找到工作。簽證的「特權」並沒有解決市場人力需求的落差，但至少給了他時間學語言。他同樣是一個堅持不懈的例子，而即使擁有最高學術成就的人，也未必就一路順風。
另一個故事是Michelle Casale，她愛上了台灣，一邊賣紅豆餅一邊學中文，幾年後卻因簽證問題面臨遣返。但她沒有放棄，而是先到越南停留一段時間，重新整理路徑、再回到台灣，最終完成歸化。
同時，也有人沒有那麼幸運。其中令我感到難過的是，台灣失去了英國樂團 Transition，他們因歌曲〈對不起〉（DuiBuQi）而在全球華語學習者之間廣為人知，卻因志工演出涉及簽證灰色地帶而離開台灣。這凸顯了制度的「灰色地帶」是多麼容易讓即使熱愛台灣的人也被絆倒。或許他們在台灣不算有名，但他們觸及了全球的獨特受眾，提升了台灣作為語言學生目的地的吸引力。
在此必須澄清的是，Michelle Casale的案例或Transition被驅逐出境一事，可能都符合台灣的法規，問題不在於規則是否被遵守，而在於這些事情確實發生了，而這也讓Ryan Lim的反思顯得更加重要。
在特權與創新間，重新想像台灣的移民體系
我並沒有完美的解方。某種程度上，台灣現行的體系是運作良好的，而且在更新簽證的政策上也持續創新。事實上，過去幾年，台灣在亞洲的移民政策領域堪稱最具創新力的國家之一，最近針對台灣大學的外國畢業生的融入措施，更是一項重要且積極的改變。回到「特權」與可能阻礙創新的議題，我有幾點想法：
-
釐清志工活動規範： 我們需要讓所有簽證持有者都能安全參與志願服務。像Transition樂團與Michelle Casale的案例中，「志工」與「非法工作」之間的灰色地帶導致了驅逐出境。若能設計一個簡單的線上登錄系統，允許無酬志工註冊，不僅能防止濫用，也能讓外籍人士安心參與社會公益。我自己就曾被提醒，不要參加海灘清潔志工活動，以免引發簽證問題；也有少數聲音警告外國人，在最近的颱風或地震後去花蓮幫忙當志工，可能會對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居留帶來風險。
-
允許轉向與創新（Enable the Pivot）：台灣在高品質製造領域表現出色，但入境旅遊、金融創新、品牌建設與全球行銷等領域迫切需要創新。這些領域都需要實驗，而外籍移民如果被允許轉向與反覆嘗試，正好能提供獨特的價值。
-
陪伴創新與社群建立：就業金卡社群是一個正向的例子，社群有大量的聚會和活動，連結所有在台的就業金卡持有者。整體而言，培養這類社群，並支持永續成長與融入，會是一個重要機會。另外一個例子就是NTU GOAT社群連結台大的全球校友，幫助其成員相互成長。
世界上存在特權，台灣的移民體系中也存在特權。我想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加速創新，並善用簽證階梯各層級的人才。最近針對畢業生、尤其是博士人才的職場融入措施，就是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時，我也希望會有更多像Ririn與Desiana一樣的榜樣，她們從簽證階梯中最艱難、甚至最底層的階段起步，卻取得超越多數人的成就。
無論制度或國家如何，移民都必須摸索前行。台灣近年確實有重大改善，但移民仍需自行解決銀行、住宿的不便性，甚至因應就業市場缺乏吸引力而自行創造工作。現行居留身分的階層制度偏重靜態的資歷，如前500大學學歷，但人才鮮少是靜態的，而真正的貢獻往往來自於那些願意一階一階攀爬的人，他們所做的轉向、重塑與韌性。許多頂尖學者與創業者來自中上或更高的階級，但這也與特權與運氣有關，而不僅僅擁有勇氣、毅力、人脈與知識。最後，我認為我們或許可以攜手行動，讓社會看到並鼓勵那些沒有先天優勢卻仍成功的人。
（作者為就業金卡持有者、駐台創業人士。）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