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過去幾年，台灣這陣子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國際新聞中。在我的家鄉德國，台灣經常被當成為有效應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最佳範例。每當我與歐洲的客戶和朋友交談時，他們幾乎無法相信在台灣的生活，「正常」得就像沒有病毒一樣。
疫情下的台灣畢竟是獨特的。大部分國家因為無法有效控制疫情，也加速了一些現有趨勢和發展。許多在多年前被抵制的變革，現在因為疫情而別無選擇，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包含我們的工作方式。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在德國的一家銀行客戶，10多年來一直討論讓員工在家工作、或至少部分在家工作的可行性。這10年來，內部反覆爭論，總有人堅持這件事不管從技術、流程和公司規範的角度來看都是不可能的。當然，後來什麼都沒改變。
然而，當去年3月德國第一次封城時，48小時內（！）該銀行的7,000名員工全都得到了在家工作的許可與相關設備。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大問題發生。顯然，過去不能在家工作的原因從來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文化上的抵制──人們不願意去想像這是可能的！
以前覺得做不到的事，因為疫情都做到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作為一名職涯教練、主持人和顧問，我經常與客戶有交流互動。在過去，這些互動95%都是面對面進行。比如我主持過的許多策略研討會，人們從世界各地飛來，只為參加為期兩天的會議，從未考慮過線上的開會方式。
而現在，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線上進行。我在台北，我的客戶們則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和我一起在線上工作。只有台灣的客戶例外。台灣客戶會要求我以線下方式進行研討，「因為在我們這個情況，並不適合線上，」他們說。在2020年3月之前，我歐洲的客戶也有同樣的論點，只是現在他們改觀了。
以上兩個例子，闡明了人們在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強迫」下，不得不改變舊有做法，進而加快了新工作方式的發展。因為危機讓他們意識到，過去的思維在這個特殊時期絲毫起不了作用。 可以想像在疫情結束後，許多企業可以在線上線下兩種工作方式中遊走，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更合適的方式。而在以前，人們是沒有選擇的。
由於台灣對疫情的出色管理，人們享受著無拘無束、不受影響的正常生活，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讓台灣錯失與世界其他地區新工作型態同步的契機。
新工作也需要新態度
當然，不能把所有的事都歸咎於疫情。除了線上工作，還有其他轉變，台灣並沒跟上。
近年來，「新工作」（New Work）在歐洲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新思潮運動。新工作文化強調將個人目標與對組織的貢獻整合，工作應該是人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迫去做的事。
新工作運動有兩個驅動力，第一個是內在動機。很多年輕人對工作的價值觀和他們父母那一代人相比，已經非常不同。他們不要只是乖乖地悶頭苦幹、服從指令，而想要有貢獻、獲得成就感、被認真對待。簡單的說，他們想被當作成年人來看待。
第二個驅動力是外在的。和過去相比，當今商業世界的變化速度快得多也複雜得多，新冠病毒的流行就是一個例子。這迫使大多數組織和行業不得不思考如何更快、更有效地適應環境的變化。換句話說，組織必須變得更加敏捷。敏捷性的一個精髓就是給那些更貼近問題現場的個人和團隊更多自由和決策權，而這種給予員工更多自主權和影響力的方式，也非常符合年輕一代的價值觀。
台灣當然也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可惜很多台灣企業採取的方式，並不是如上所說的分散決策權、賦予員工更多自主性，相反地，員工反而需要投入更多工作時間來跟上「高層」領導感受到變化後頻繁下達的應變措施。而這並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方式。我們可以說，「敏捷」這個說法已經在台灣流行起來，但具體實踐所需的真正敏捷態度和行為卻還沒跟上。
新工作方式意識的崛起
從我和國外公司合作的經驗來看，我認為很多台灣企業是極端保守的，而這往往是由目前仍在做決定的人所造成。台灣企業權力集中在高層，如果最高決策人看不到變革的必要性或不願意變革，那麼變革就很難實現。我在台灣常聽到有人說，「用我們的方法，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很成功！」這沒說錯，但我只能說，過去的成功，並不能保證未來成功。
最近我在台北和朋友共同主持了一次 「工作的未來」講座活動，可以明顯感受到，台灣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了這些變化及改變的必要。意識的崛起，是改變的第一步，期待台灣企業能真正邁出下一步。
（作者Florian Rustler為creaffective Munich and Asia的創始人，同時也是教練、顧問、培訓師和暢銷書作者，用德語、英語和中文為世界各地的組織提供服務，加強創新和敏捷能力。出版過5本關於創新、敏捷和有效合作的書籍。2020年與家人遷居台北。譯者張道文為創新教練、顧問及培訓師，同時也是creaffective 的長期合作夥伴，現在與家人住在香港。本文英文版刊登於「天下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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