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以說是一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的重大轉型期。正如其他行業，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型態。我們開始假裝鎮定地在自家臥室或廚房餐桌上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習慣從視訊鏡頭看見不熟的同事家裡是什麼模樣、習慣技巧性地降低同事或老闆的不適感──當他們家裡的狗狗與幼兒豐富了背景音，公私領域在視覺環境中的邊界逐漸模糊。
在閒談時悼念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生活，已經成為這一年來的基本話題。天氣在電子郵件中所佔的隱喻功能，開始擴大比例。因為封城悶在家裡的壓力，讓人開始把原本隱藏的情緒與思考展現出來，對電腦螢幕又愛又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多了更多真實或者意外。同時，疫情讓許多人不得不減少工作，利用在家隔離或失業的時間上網學習新技能，重回學校念書也成為熱門的選擇。這一年來，Coursera、Edx等傳統線上學習平台經歷大幅成長，高等教育的學位課程也吸引了眾多人報名。
然而，在疫苗逐漸普及、面對面開始重回主要互動模式的時刻，我們能夠從這段例外經驗中得到什麼啟發與收穫？
在孤獨感暴增的時期，協助學生的心理需求
許多英國大學都有開設函授碩士、為期7週的線上短期課程，或是線上遠距結合校園授課的主題課程，特別是名氣響亮的牛津、劍橋與倫敦大學。「一般」課程與「函授」課程當然會有不同的收費方式與畢業要求。在大學與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同儕感、校友網絡都很重要，新冠疫情使得學生無法面對面和同學接觸，一般課外的休閒活動也需要配合防疫小心安排。這種孤獨的大學生活或留學生活，是來念書的年輕人事前沒有預期到的情況。孤獨、寂寞與高度不確定性，可能侵蝕面對困境時格外需要的動機與掌握感，但也可能讓人變得更加目標導向。
在我的學校裡，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說不同語言的國際學生，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搬到英國，許多人第一學期是留在自己的國家上課的。教學需要考量學生的「整體學習經驗」，學生與老師的互動表現，跟他們平時過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適應線上教學的過程中，我們老師有一個工作團體，討論自己所面對的教學狀況與做法。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或許有點過度小心，卻可以互相提醒，意識到學生可能經歷、卻沒有讓我們知道的困難之處。
每個人經歷疫情的過程都是不同的。在疫情壓力完全解除之前，我們都可能不時面對某些難以完全表達的狀況。除了有特定目標與功能的線上教學，我們也鼓勵學生在法規許可的情形下多組織聚會，讓不同的形態的互動交流帶來多一點彈性。
從教學評量調查中我發現，學生最欣賞我的特質是耐心、關懷，以及系統性的結構教學內容。這些特質是線上教學中能帶給他們正面經驗的元素。一般來說，我不是一個習慣秒回郵件的人，反而盡量讓自己一天只有一個時段統一處理信件，而且不會隨興的用通訊軟體跟學生或同事討論公事。但是這個學期，我希望盡量做到讓學生感覺到關心與支持，所以提醒自己盡量即時回應學生的郵件。
另一方面，我認為對校方來說，有效的做法還包括妥善經營校友網絡、定期舉辦聯絡會議，保持組織內溝通管道暢通，持續宣傳心理輔導與社會支持團體等相關資源。學生組織也可以定期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鼓勵學生說出自己需要的支持。
面對線上教學，老師需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心力
在疫情之前，英國高校剛剛經歷過一場罷工，而且並未完全結束。老師們在罷工期間完全不回信、不進辦公室，就算到校，也是為了組織抗議活動。但他們往往會以其他方式支持學生維權團體，像是提供教學給校園外的學術與民主工作坊。
大多數選擇教學的老師都是喜歡跟學生互動的。一邊講課、一邊調整自己的步調跟內容，即時回應學生的狀態與需要，是多數老師習慣的方式。然而，在轉型線上教學的過程中，老師們必須練習獨自面對攝影鏡頭說話，甚至檢查自己的錄影、確認課程內容，比起平時備課花費更多時間。
我們發現，線上課程需要按照學生的注意力時長（attention timespan）重新結構講課內容，切成每15到20分鐘一段。錄影軟體最好是能與原本的學習系統相容，能保護教師的智慧財產權，或是學生原本就常使用而較熟悉的軟體。對於同時身負教學與研究工作的老師，投資在線上教學的額外時間並不會讓他們獲得更高的報酬，與教學一般課程之外另開函授課程的狀況正好相反。
在歐洲，新冠疫情已經延續超過一年，老師們轉向線上世界的歷程，已經長得讓人心累。跨時區工作的代價是作息必須調整，上課隔天我總是難以集中精神。學生們很快就習慣了在近午夜時分看到我、不時會聽到我家的老貓半夜吵著要吃宵夜，然而在這樣相互體諒的情意背後，勞動本身出現一個灰色區域，難以被一般規範包覆。
線上教學可能有什麼潛力？
線上教學經驗是否能夠轉變成更有競爭力的函授課程，或者風險與成本更小的國際學位課程？我認為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要維持產品的差異性。遠距函授碩士與一般碩士必須有具體的區隔，為不同性質的學生設計符合他們期待的產品。大學越能夠不依賴政府補貼、靠自己的財務操作穩定生存，越能夠發展出自身的特色，加大招生吸引力。
一般而言，台灣想吸引國際學生，可能包含幾項優勢：舒服的居住環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個別學門或知識範疇、就業與移民機會、充實語言能力觀望亞洲。結合社會文化條件和教育產品，規劃出一至數年的學習體驗、經營校友網絡，或許是一條出路。
去年夏初，我的指導教授衡量台英兩地疫情的狀況，認為我在台灣會比回英國安全，力勸我將論文寫作工作搬回台灣。經歷過疫情期間搭機從歐洲到中東再到亞洲、兩次防疫旅館隔離，原本的田野調查計劃必須提前盤點與轉向，這過程我獨自一個人走過，多次反思我在他人眼中代表的樣貌。我自己也在扮演教學角色的過程中，重新整理我與學科知識的關係，和我的上司、同事交流心得。重新適應在台灣的生活，我經常感覺不受疫情肆虐的台灣社會很超現實。但我也希望這樣的超現實並不是對外在環境的忽略，而是能夠將超現實的餘裕轉化為優勢。
疫情過去後還剩下什麼？
我從去年夏天開始就一直在想，疫情所帶來的改變，不可能會永遠延續，但它所創造的新的習慣，震盪之後的思考，或許會留下。學生們在討論課的最後一天，一起寫了一張感謝卡給我，可能我在他們眼中看起來像是需要鼓勵。這張當然也是要自己下載存成PDF檔的感謝卡成了我的勳章。他們刻意選了看起來像是手寫的字體，彌補不能親手寫字的遺憾。課程結束幾個月之後，我仍然會收到學生的來信，他們將過去所收到的善意，轉化成贈與給他們的禮物。
我跟田野調查的報導人重新在Zoom上面相遇，繼續體會這個線上空間如何影響思想交流與訊息脈動。出版社和大學、研究機構也開始將書籍、演講公共化。以前我們會把去專業協會聽年度講座當作一種朝聖，但現在只要打開Youtube訂閱頻道，就能一邊工作一邊聆聽大師或同儕演講最近的思考與發現（並且和我們一樣經歷軟體或頻寬的技術性挫折）。這就像是重新定位天平槓桿的中點，察覺新的平衡中，有哪些隱藏的脆弱性。減少相連性或許會使得人變得更有自覺，也敏於選擇想要建立的關聯，難以觸及（hard-to-reach）在這樣的時刻，產生了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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