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捷優先席爭議，從博愛座要不要讓座這件事，到北捷婆婆是否為老不尊，動手辱罵在前，才會遭飛踢在後，甚至有人肉搜翻出北捷婆婆的黑歷史，與一票人力挺出「腳」的年輕人。
設置博愛座，是真心關懷還是歌功頌德？
我想先從博愛座的起源談起。因為好奇為什麼會有「博愛座」這種設置，我查詢資料後發現，最早是北歐社會希望公共交通工具能提供無障礙環境，讓身心障礙者能像一般人那樣順利搭乘公車，所以稱之為「Priority Seat」，直譯為「優先席」。但來到台灣，為何就變成博愛座呢？原來，這是在1976年，為了紀念蔣中正總統逝世週年，因此普設博愛座，推廣其仁慈博愛的精神。
發現這件事，讓我突然有種感覺：博愛座會有爭議，或許可以追溯到其設置本身的政治意涵。姑且不論蔣中正總統的歷史評價如何，從戰爭中走來，手上不免有血腥，更遑論在接管台灣的過程中，為了鞏固政權、抑制反對聲浪，實施言論管制的白色恐怖，種種作為都很難與「仁慈博愛」聯想在一起。
回頭來看，在一陣腥風血雨之後，以「仁慈博愛」之名，用交通工具作載體、廣為傳頌，彷彿告訴民眾：大家就是要認同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價值，而且要緊緊擁抱、不能有二心。
華人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向來都必須遵循一定的階級，但從來沒有人問過，階級低的到底是否心甘情願永遠居於下位？階級是為了鞏固權力，讓統治或管理變得更容易。這當中的思想只有一種，就是階級高的說了算。這是集權，也是獨裁，讓人不必思考，乖乖遵循就對了。
在《拚教養》這本書中也提到，在戒嚴時期（1949～1987），家庭教育與社會控制有密切相關，這使得教養重點在於品德與行為管理，並非孩子們打從心裡覺得「看到別人有困難，我就要積極協助」。即使做出助人行為，進一步追問他們這樣做的理由為何？也常常會得到困惑的回應：「這不是應該的嗎？大家不是都這樣說嗎？」這裡的「大家」或許指的是一種更廣泛的社會建構，告訴你要長幼有序、遵從權威，表現出友愛的態度，即使內心有再多個人的委屈與不滿，都要為了這個大環境的和諧而忍耐。
讓座，若是為了要彰顯已故總統的偉大與慈愛，並且展現給旁人、讓別人看見自己的禮貌與愛心，那讓座行為本身或許不是因為感受到眼前的人需要這個座位，而只是想要做出某種「博愛」的形象，讓別人讚賞罷了。
個人意識抬頭，是反制還是複製？
或許大家會想，現在都什麼年代了，我們都要有自主意識，不需要歌功頌德，也不要委屈自己。因此，踢飛老婦的年輕人只不過展現了他不想讓位的態度而已，那又有什麼不對呢？儘管律師們已經指出，動「腳」的行為可能被判定為防衛過當或傷害罪，網路上還是一片叫好聲。
我認為，這樣的集體反應，或許是年輕人們長期感受到某種「該做什麼」的框架、卻很難對這些「應該」產生認同，而帶來反撲。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種經驗，那就是長輩或者上司如果說錯了話，為了保全對方的顏面，晚輩或下屬等階級比較低的人都要假裝沒聽見或無所謂。另外應該也有不少人小時候以為父母講的都是對的，但長大之後才發現，父母說的不全是真理！
因此，若一個從小守規矩、講秩序的孩子，長大之後發現原來並不是每個人都謹守這個規則，那種「原來世界不是大人說的那樣」的震撼，會讓人感到慌張、不知該如何反應。有些人可能會回頭去抱怨老師、父母教錯了，有些人則會對環境感到不滿，認為外面的人都不守規矩。但不論是哪一種，都在表達一種對現實的錯愕感，怎麼實際的情況會跟自己原本的理解相距那麼遠？因而不知如何自處。
當你眼睜睜地看著有人裝睡一路從淡水搭到象山站，而你因為讓座，在疲憊的下班時分提著大包小包還得站一整路，難免會懊惱自己怎麼不跟著裝睡就好了？但下一次想理直氣壯坐著的時候，卻又遇到頤指氣使的長輩怒罵「年輕人怎麼都不會讓座」。這時的你，會不會有種說不出口的委屈？到底要不要讓座，也就變成了一種尷尬、困擾、無法輕易決定的事。
年輕人可以自由地跟長輩說「我今天也很累，想坐一下」嗎？即使說了，長輩會接受嗎？還是會再次拿出階級觀點，說「當兩個人都很需要的時候，年輕人就是得要讓座」？這種在階級之下的壓迫感，或許很難言說。比方當我問「為什麼要以紀念一個不慈愛的人為名，設置博愛座？」或是「這個老人態度就不好，我讓座給他很不舒服」，多半會得到某種模稜兩可的回應：「唉唷，那個時代沒辦法啊」、「反正就讓這一次，不要放在心上嘛！」
情緒無法得到認可，委屈的感受被敷衍過去，憤怒逐漸累積，匯聚在那一腳上，大快人心。殊不知，只有我的正義才是正義這件事，會不會也是某種單一、獨裁的想法？好像只有單方面的觀點、聲音，就可以代表整件事情的全貌，而總是忽略另一方的狀態。我認為這不是反制，而是複製了代代相傳的權力展現方式，以一己的觀點，作為全體的正義。
讓關係成為一種相互照顧的樣態
BBC的一則報導指出，台灣的博愛座設置，是將儒家法家化，用強制的手法要求民眾執行一個理想中的道德價值，根本就失去了「讓」的意義。進一步理解，「讓」隱含著退讓、寬容的意思，把好處讓給別人，其中都帶有行動者的主動性。因此，若要回歸「優先席」讓有需要者優先使用的初衷，或許也得要把「讓」的主動性還給每一位大眾交通工具的使用者。
書寫時，我離題地想到前陣子很熱門的電視劇《我們六個》，裡面有個很考驗主角們的選擇題，那就是當爸爸拋家棄子之後再次回來，孩子們要不要照顧他？當「父不父」時，子又要如何「子」？如果拿掉父慈子孝的框架，要不要照顧成為一種親情的牽絆，對彼此的憐惜與關愛，而非因為他是爸爸，就一定得要盡孝。
延伸到更大的社會來看，要不要讓座，是否也可以開放成為一個相互照顧的選擇？
當讓座並非理所當然、而被讓座也不是必然得到的優惠時，允許有需要的人自由提出請求、而周圍的人也能自發地提供協助，或許能在「讓」與「被讓」之間，一方得到協助，而另一方則也因為協助他人而感受到自己的善意有被看見，透過這相互性的過程，使互助的循環得以重複發生。誰也說不準，或許今天需要的是個受傷的年輕人，而提供協助的是個健康的老者呢！
當我這麼說時，我想一定也會有人反對，認為這太理想化，擔心現在年輕人不懂得什麼叫敬老尊賢。反過來說，年輕人會不會也感覺真正值得尊敬，內在真正有賢能的老者越來越少？當我們逐漸老去之時，能否也先練習做個謙讓有禮、值得被尊敬的長輩，而非拿階級壓制晚輩，以得到自己想要利益的人？
造成困擾的長者，該是誰的責任？
至於北捷婆婆，我認為她或許是生病了，致使她得用這種近似騷擾、霸凌的方式來取得自己的利益。或許再次遇到這樣的老者，周圍的人可以拒絕他的請求，可以用口語表達自己的不舒服，甚至可以請其他人像是站長，協助管理這樣的情況。但我仍不贊成肉搜、公審，好像在捷運上或各研討會中的霸道行徑，就等同她這個人，畢竟可惡之人也有其可憐之處，或許她更需要有人能看懂她的需求，幫助她以更健康的方式來得到想要的照顧。
但是該由誰來看懂以及提供照顧？確實是一個困境。一般而言，大家會想到她的家人。但家人不一定能管得住她外出的行徑，即使因為某些情緒或行為困擾接受治療，也不見得能全然控制住不當的行為，若非嚴重自傷傷人，也無法動用醫療系統強制就醫，就不容易獲得因就醫而可接觸的相關社會資源。
此時，回歸到社會上，每一次與她接觸的人，其實都有一個契機可告訴她：你現在這樣的行為，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如果她想得到一個座位，她可以有禮表達，而不僅只是抱怨她很煩然後驅離。溝通或許無法立即見效，也可能會遭到她的反駁，但若不嘗試，那麼她就會繼續這樣的行為，在某些習慣順從的人身上得到好處，在某些反擊的人身上吃到苦果，但無法理解自己正在做什麼，並繼續成為讓人不悅的都市傳說。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溝通，在心裡抱怨之後默默離開，只不過，當你我都覺得事不關己時，又有什麼立場評論這則「傳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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