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在捷運上沒有坐到博愛座，批評占用座位的年輕人，引起全網討論。
我從這件事卻看到一個發人深省的對比：成長於戒嚴時代的孩子，與成長於解嚴時代的孩子，真的非常不同。
台灣在1949年以後，進入戒嚴，直到1987年解除。李昂生在1952年，她出生、成長、養成人際觀、社會觀的階段，全在戒嚴時代度過。
就像所有在戒嚴時代成長的人一樣，有些在腦內的「作業系統」，會一直留到現在，不論現在幾歲。
五年級生的我，也經歷過戒嚴時代的中後段，我很想跟四年級生的李昂說：讓我們一起試試看解嚴時代的溝通方式，如何？
1.可以示弱沒關係
在台灣的捷運上，弱者反而可以享有更多照顧。在捷運上如果覺得身體不舒服，可以溫和地說出來（而不是「要求」別人讓座），相信博愛座上的人會知道該怎麼做。
我被「要求讓座」，是被動的順服，我想「幫助身體不舒服的人」，是主動積極的善行。也許從表面上看來，就是讓座，有什麼大不了？但是對於坐在博愛座的人，這是他存乎一心的決定，需要更多的資訊才能決定怎麼做。也許，最後他願意讓坐，不是因為你是一個威嚇他的長輩，而是因為你在此時此刻，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而他願意如德蕾莎修女所說的：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2.規則可以協商沒關係
在這個時代，規則是協商出來的，不是誰規定就算數。所以，關於博愛座的讓座規定，你可以有自己的倡議，可以對這個社會溝通自己的主張，如果能讓更多人有共鳴，這個社會的規則就可以調整。
所以，這件事跟蔣萬安怎麼規定沒關係，而是跟你如何引起社會與你共鳴有關係。因為權威只能使人暫時順服，而共鳴卻能造就更長久的承諾。
3.承認自己是凡人沒關係
戒嚴時代是造神的時代，所有的神都不准犯錯。但如今的時代，已經是凡人的時代了，沒有人相信這世間有聖人。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能包容凡人的不完美，只因為我們肉身成不了佛，犯錯是理所當然。
最後，我身為一個曾經的出版人（以及不太認真的作者），還是要恭喜李昂在國外出書！台灣作家的文字，能夠以不同文字流傳到異國，可喜可賀。71歲的你，未來仍有創作的時間及空間，請好好為讀者保重，期待您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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