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節將至，讓我們逆向思考，想像一個沒有新聞記者的世界。
並非危言聳聽，全球記者人數不斷萎縮、連年被求職網站評為最糟職業之一；在台灣，原本熱門的台大新聞研究所，今年報考人數跌至76人，只有巔峰期的17%，私立大學新聞所考生更剩十幾人。雪上加霜的是，媒體近年負面爭議不斷，記者的市場需求、職業聲望同步下降，似乎面臨時代的殘酷淘汰。若有一天新聞記者如冰河恐龍般滅絕，或許，社會掌聲多於嘆息聲。
等一下，別太快下結論。我們如何解釋，最近香港「反送中」運動裡，新聞記者是街頭最受歡迎的職業？抗議者主動讓路給第一線攝影記者，民眾送水、遞安全帽，大聲為記者加油；一名法籍記者喝斥香港警察開槍的影像，被萬人按讚？還有，我們又如何解釋，台灣「324佔領行政院」事件中，警方閉門施暴抗爭者前，刻意驅離採訪記者，現場民眾同樣大喊「媒體留下」？
所以，在「記者衰微」與「記者加油」之間，存在哪些跳躍斷裂？當新聞媒體無法發聲，當記者紛紛失望轉行，當媒體只剩下歌頌當權者的啦啦隊，我們將面對何種公共生活？
幸與不幸，一海之隔，就有現實借鏡。
魔幻寫實的中國媒體
2013年，我在「淚流滿面的媒體時代」一文，寫到中國《南方周末》及《新京報》反抗中宣部黑手的巨大風波。此前，中國政府的媒體管制雖嚴格，至少還網開一面，容許部分報刊挖掘社會黑幕，毒奶粉、賣血集團、川震校舍弊端、地方官商勾結，那是中國調查記者的黃金年代。
之後，情勢急轉直下，中國官方收緊媒體控制，整肅言論較開明的《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並要求所有記者參加考試，「更有意識地保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才有資格換發記者證。習近平公開訓示媒體高層，必須「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
中國的新聞環境，進入漫長黑暗期。例如2015年，客輪「東方之星」在湖北長江水域翻覆，442人死亡，《南方都市報》記者詹彩強與同仁寫了一萬字報導，分析官方政策如何導致災難。然而，這些報導被審查員「槍斃」，一字未見。
去年5月，網約車平台「滴滴打車」發生司機性侵殺害女乘客案件，民間恐慌，一家大報財經組與地方記者合作，策劃一系列深度報導，探討順風車的安全隱憂，記者眼見稿件發上版面，隔天卻憑空蒸發，才知總編輯在印刷前一刻撤稿，連理由都沒給。
這類故事無限輪迴，不只政治議題，公安意外不能追究，重大刑案不能挖掘；原本，因案被調查的官員，中國記者還能報導，他們自嘲不能「打老虎」，至少能打「死老虎」，如今，連「死老虎」都不能打。
有些中國媒體轉而炒作娛樂八卦，一家時事週刊記者告訴《端傳媒》，他們以往報導艾未未、賀衛方、浦志強等維權或異議人士，後來只能轉型八卦媒體，專門報導明星動態。最近，上級批評他們太娛樂了，開始管制報導題材，這名資深記者無奈嘲諷，「連自暴自棄也不讓」。
另一方面，中國官方喊出「輿論鬥爭」，從傳統紙媒到網路媒體，全面壓制任何具有反抗意識的聲音，連所謂「自媒體」也不例外。前些時，網路獨立媒體《新生代》追蹤塵肺病農民工權益的編輯危志立遭警方跨區逮捕，從此「被消失」，沒有拘票、搜索票或任何文書。他的家人奔波尋訪，上網呼救，一星期後，才知道他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捕，關押遙遙無期。
「尋釁滋事」罪名，早已是中國官方壓制輿論的萬用神器，8月中，前騰訊財經記者張賈龍以同一罪名被捕。記者保護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統計，截至去年底，中國至少抓捕47名記者入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2019年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名列177名，全球倒數第四。
在此氣氛下，中國一整代調查記者幾乎被消滅。前述的詹彩強轉任公關工作，曾被同業喻為「定海神針」的重量級調查記者劉萬永，黯然改至資產公司上班。他告訴《紐約時報》，「如果中國想以正常、健康的方式發展，必須擁有大量公正報導的媒體。」然而，過去兩年裡，他原先任職的《中國青年報》，至少有100篇重大獨家被斃稿，「新聞不再像新聞，新聞業也不像新聞業」。
不是麻木，就是受盡打壓
還沒放棄的新聞人，必須在縫隙求生。例如緊追中國MeToo議題的黃雪琴，堅持「哪有記者不發聲」。或如筆名「江雪」的獨立記者張文敏，警方恐嚇她的消息來源、網路審查單位關閉她的社群媒體帳號，沒有主流新聞機構敢刊登她的報導，因此，她幾乎依賴積蓄過活。張文敏在題為〈閉嘴，你看起來很像國家的敵人〉一文中，生動批評中國魔幻寫實般的新聞環境。當她在公車上讀到一篇含蓄的政治評論，還沒下車，微信網頁就顯示「因違規無法查看」。
從台灣前往中國《好奇心日報》擔任記者的陳莉雅，最近也在Matters平台的文章提到，有時忽然接到「撤稿」指令，她只有不到10分鐘空窗，趕緊截圖備份留念，隨後眼睜睜看著辛苦採訪的報導變成404畫面；同時，還要向受訪者致歉。
已離開《好奇心日報》的陳莉雅寫道，對於台灣長大的她，這種經驗很有震撼性，前幾次被撤稿，會因「一種難以形容的厭惡感，在電腦前暗自啜泣」；後來，她漸漸不覺得難過，因為如此，她反而憂心問同事：「會不會哪天，我會對這一切都開始感到麻木？」
《好奇心日報》是中國近年最活躍的網路媒體，廣泛報導社會性題材，包括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新浪審查同性戀內容、北大教授性侵事件等禁忌主題。去年起，該站多次遭網路主管單位「整改」，亦即整頓改造，包括網站停止更新、微博微信等社群帳號禁止發文，負責人必須承諾遵守國家政策等等。
今年5月底，中國媒體學者方可成筆下「宛如奇蹟」的《好奇心日報》，又被勒令停站3個月，官方指責該站「對輿論生態造成惡劣影響」。停站後，流量與財務遭逢重大衝擊，被迫裁員縮編、調整報導方向，未來能否存活，尚未可知。總編輯楊櫻回應《紐約時報》強調：他們已設法遵守政府紅線，小心避開政治和軍事等敏感禁區；但是，「往往不清楚是什麼激怒了當局」。
少了媒體監督的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
自我審查，夾縫求生，負隅頑抗，心冷離開，今日中國是記者惡夢的最高級，他們的集體困境與奮力拚搏，對於台灣有哪些啟示？當一個社會失去新聞自由，失去監督發聲的民間機構，將衍生哪些連環效應？
一，公共議題噤聲：中國實彈演練一個記者被消音的社會，官方賦予媒體的使命是傳播「正能量」，「愛黨、護黨、為黨」，所有媒體被馴化、改革意識的記者紛紛離開，或流放海外；留在媒體組織內，但無新聞可報的記者，轉而為政府、社區經營社群帳號，藉此爭取營收業績。
當媒體生態徹底崩毀，不僅政治權威不得碰觸，公共安全、勞資糾紛、消費權益、性別平權等議題，都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大旗下，一律撲殺。中國近年如網貸平台倒閉、長租公寓騙局等民生風暴，數以萬計受害者求償無門，無處發聲，甚至自殺抗議。
二，意識型態扭曲：當新聞媒體只剩愛國愛黨的「主旋律」，《人民日報》被外媒形容是「習近平的追星宣傳機器」，社會真實被扭曲擠壓，資訊管道被嚴管封閉，一般人打開新聞APP，僅餘「大國崛起，歲月靜好」，民族主義遂成獨裁政府的護體神功。
近來喧騰全球的反送中運動，多數中國民眾並不理解來龍去脈，但在官方定調「港獨暴力」、「外國勢力操縱」的片面資訊下，國族狂熱高燒，網民爭相擔任「14億護旗手」，以各種仇恨語言飆罵香港抗爭者。
新聞是昨日的記憶、明日的歷史，長期欠缺多元平衡的資訊，造就前BBC駐中國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口中，「沒有天安門記憶，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世代；加上既得利益心態，進而育養出即使留學海外，仍激情毆打為香港或維吾爾議題靜坐學生的中國青年。
三，晉級全面監控：更可怕的是，當新聞記者噤聲，再配合嚴密的網路審查，所有政策都無法質疑，官方掌握最終詮釋權力，上層階級就能為所欲為，無限制擴大社會控制。如今，在中國買車票必須實名制，入住飯店開始被迫留下臉部辨識，部分車站進出採集唾液DNA，政府從「全面審查」進階為「全面監控」。
若在台灣或美國等媒體還具基本功能的國家，很難想像，上述任一侵犯人權的政策，不會受到質疑或抵抗；然而在中國，「安全穩定」的官方話術，掩蓋了零星的反對聲浪。
簡單說，嚴控媒體、網路審查、科技監控成為中國社會控制三部曲，其中，消滅媒體就是關鍵的第一步。
四，輸出媒體控制：尤其重要的是，中國正積極輸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尤其針對台灣。從2009年《天下》報導〈報告主任，我們買了《中時》〉、2012年《新頭殼》揭露福建省政府置入台灣媒體，到近期《金融時報》、《路透社》追蹤中國利用政治及金錢影響力，迂迴控制本地媒體。這些例證說明，中共無法直接下令「整改」台灣媒體，諷刺的是，經濟因素卻誘使部分新聞機構淪為「追星宣傳機器」。
必須重點打圈的是，《金融時報》與《路透社》的報導，消息來源都是旺旺中時或其他現職媒體人，其中，《路透社》引用爆料者的話，「我感覺像是為中國政府進行宣傳工作」。換言之，並非所有「親中媒體」的記者，都認同老闆立場，然而，中國新聞業的例子告訴我們，體制內無法發聲的記者，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妥協，二是離開，後者只會讓媒體內部更加同質化，讓編輯室控制更加小菜一碟。因此，有些記者選擇第三條路：留在組織內當一名吹哨人。
《金融時報》與《路透社》揭露的媒體現實，只是一角；台灣媒體生態的劣化，並非只有中國因素。根據林雨佑的報導，「324佔領行政院」那夜，抗議群眾原本不准記者進入佔領現場，原因是「部分」媒體對太陽花運動的偏差與敵視，讓抗爭者的不信任擴大到「所有」記者身上。但在重要時刻，新聞記者卻是阻止警方濫權，保護人身權利的最後防線。
讓記者不再成為珍稀物種
寫了3,000多字之後，讓我們回答本文開頭的提問：新聞記者的社會價值輕重，不在於名片上的頭銜、不在於薪資單上的數字，而在於「能否公允公平、不預設立場、不懷偏見惡意，反映弱者聲音，阻止強者霸凌」，甚至不惜犧牲己身利益，不惜對抗媒體老闆意志，無論是公開拍桌子，暗中偷渡報導，或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博取新聞對象的信任與尊敬。
台灣媒體的整體表現，當然不乏醜陋可議之處，其中，固然有記者個人失職，更多是整體產業生態失衡，導致體質虛弱，讓特定政治力量趁機進場操控。（一言難盡，可回顧公視「P#新聞實驗室」的影片「台灣媒體還有救嗎？」）。
我有個在新聞台工作多年的大學學妹，幾年前，她在臉書發文說，讀小學女兒寫「我的志願」，希望長大像媽媽一樣當記者。學妹搞笑告誡女兒，若真如此，「老娘會打斷你的狗腿」。我學妹當然是開玩笑，但這玩笑有點悲涼，臉書貼文下方，一長串同業按讚說「我也會」。
不只如此，每當有記者在網路上宣告轉換跑道，總有同業留言「恭喜脫離苦海」。作為離開採訪火線的前任記者，我完全理解他們的心情，百分之百理解。然而，這種無望感，或許才是新聞自由的最大危機。
新聞記者不是珍稀特有種，也不需要瀕危保護，新聞記者只是礦坑裡的金絲雀，敏感警告危險環境。然而，台灣的新聞產業生態，迫使一些懷抱理念的工作者灰心離開；留下的，一部分載浮載沉，逢迎老闆求取職位升遷，另一部分苦撐待變，希望在冷硬石牆縫隙撬出缺口，卻經常「感到萬分沮喪，甚至開始懷疑人生」（借用陳淑樺的歌）。
如果，我們不想掉入中國式的新聞惡夢，防堵「紅色媒體」只是被動舉措之一；更積極的是，應避免媒體環境繼續劣化，創造新聞生態的正向循環。例如，更有意識地區隔不同媒體與記者的表現，留言鼓勵敢於報導的記者，盡可能分享值得信賴的媒體文章，透過募資、捐助、訂閱值得支持的大小新舊媒體，吸引更多懷抱理想者投入採訪工作，或是激發各種創意、創設各種平台，最終目標讓新聞工作「對社會有益，對未來有望」。
或許有天，會有一種身份職業崛起，取代記者功能與社會角色，我並不畏懼那一天，甚至樂觀期待；我畏懼的是，那天來臨之前，最後的金絲雀早已滅絕，我們身邊已無活潑嘈鬧的啁啾聲。想像一個沒有自由媒體的香港，想像只剩《新華網》、《環球網》的反送中新聞，那不只是記者這一行的悲劇，更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悲劇。
近年積極創新的《華盛頓郵報》，為重振媒體價值，打出「民主死於黑暗」的精神標語。但願，台灣永遠保有敢於發聲的記者精神，永遠保有熱烈質疑的媒體土壤；但願，對於權力者的挑戰、對於公平正義的信念，永不被黑暗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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