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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土耳其裔記者丹尼斯.于切爾(Deniz Yücel)於2018年2月出版的文集《我們可不是來玩的》(Wir sind ja nicht zum Spaß hier),值得一讀。

這本書出版於于切爾仍在獄中時,收錄他歷年來的報導、評論、訪談、甚至寫足球──他的足球評論文章寫得好極了,曾經因為去南非報導世界盃的系列文章,獲得Kurt Tucholsky獎,證明了他是一流的運動文學作者。書中還收錄他被土耳其認為是恐怖宣傳、煽動人民仇恨的訪談〈是的,曾存在著內部處決〉(Ja, es gab interne Hinrichtungen)及談土耳其總統擴權的報導〈政變者〉(Der Putschist)。而更動人的是,也收錄了他在獄中寫成的4篇文章,帶領讀者經歷監獄如何迫使每個思想自由的頭腦噤聲、以及他如何突破那種不自由的過程。

值得讀的原因不只在於他以雙語、雙國籍的優勢,出入德國與土耳其的新聞前線,記錄最新的政局變化;他也以無畏的報導與批判精神,不帶偏見地論述了土耳其這些日子來的憲政變化、動亂、民主化與政變。而不只是土耳其,對他所成長的國家德國,他也報導了不斷壯大的右翼勢力。德國的「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運動上街頭時,他便在德勒斯登第一線,與被認為是「新納粹」的「憂心公民」們對談。

另外,對我來說更有意思的部份在於,他也提到了記者的專業能力和志向,以及評論者如何撰述、如何對話。這可以說是一本由記者親手寫下的新聞報導評論教學手冊。

成為國家公敵

于切爾出生於1973年的德國。那個年代,正是德國大舉向土耳其招募勞工的時候。他的父親帶著全家來到德國黑森邦,他便在土耳其家庭與德國環境中長大。

如同無數的其他土耳其孩子,他們在家說土耳其語,在學校與同學們說德語,畢業後投入了德國職場,終生都在多元文化的交錯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高中時他便立志當記者,在家鄉的地方報實習,開始寫作。

20幾歲時,他去了柏林自由大學讀政治學,在統一後的柏林感受首都魅力。畢業後他如願成為記者,為許多知名媒體寫稿,後並成為知名左派報紙《每日報》(taz)的編輯,直到2015年才轉換跑道,赴土耳其擔任《世界報》(Welt)的特派員。

這個轉換,應該與當時的土耳其局勢有關。2013年發生了大規模抗議政府的「土耳其之春」運動後,于切爾即密切關注土耳其局勢,發表多篇評論及出版專書。在那本《塔克辛無所不在:蓋齊運動與土耳其的未來》(Taksim ist überall. Die Gezi-Bewegung und die Zukunft der Türkei)書中,他描述各種不同政治意見、宗教立場、種族差異的土耳其國民們,如何肩並肩站在一起,摒除對彼此的成見,為了國家更好的未來而上街。前往土耳其,已是必然之勢。

而在土耳其親眼見證時代的動亂,以及在那個時代中被限縮的言論自由,他要履行記者的工作,便似乎不得不像另一位被迫害的記者敦達爾(Can Dündar)一樣,成為國家公敵。

一場莫名其妙的囚禁、莫名其妙的釋放

2017年2月14日,于切爾走入伊斯坦堡的警局,想知道為何土國政府針對他展開調查。警方並不清楚詳情,但為求小心,便暫時扣押他,這一關,就是一年。

這一年內,沒有起訴,沒有審判,完全無正當法治程序。他就被殘忍地關在狹窄的單人監獄中接近300天,後來才得以被關到雙人牢房。這一年內,德國政界、媒體與民間想方設法營救他,社群媒體上「#FreeDeniz」成為熱門標籤,音樂人波諾(Bono)、斯汀(Sting)、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Orhan Pamuk)、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阿列克謝耶維奇(Swetlana Alexijewitsch)、慕勒(Herta Müller)和柯慈(J.M. Coetzee)、導演文德斯(Wim Wenders)、施倫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阿金(Fatih Akin)、畫家蓋哈德.李希特(Gerhard Richter)和丹尼爾.李希特(Daniel Richter)等人都公開連署,呼籲給予于切爾公平的審判並釋放他。但即使這麼多人為他奔走,他還是被整整囚禁了一年,直到2018年2月16日,他突然被允許出獄並回到德國,等待下次土耳其法院開庭。

這個重獲自由,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就在他獲釋前一天,梅克爾還在柏林接見土耳其總理Binali Yildirim,向他施壓,強調于切爾是否能獲得正當法治國程序對待,對德國有高度的急迫性。

在被釋放前,德國外交部積極與土耳其協商,希望救他回德國。但是當時于切爾即表明,自己從未做錯事,只是做好記者的工作而已。他不願意在不清不白的情況下被營救回來。希望德國政府不要以什麼不可告人的代價,與土耳其進行「骯髒的交易」。

在他被囚禁期間,他的女友,電視製作人及作家Dilek Mayatürk飛到了土耳其探監,並與他在獄中舉行了結婚儀式。在他被囚禁100天時,Mayatürk在《時代報》上發表文章,告訴世人于切爾對她說的話:「我不期待施惠,我只期待一紙起訴書。」

但這紙起訴書送達以前、《我們可不是來玩的》這本書出版後兩天,于切爾被暫時釋出,回到德國,緩解了德土兩國間緊張的關係。但是,針對他的審判仍未結束。今年6月的開庭中,他的辯護律師請求無罪,已遭土國法庭駁回。他獲釋那天,全德國的媒體都刊載了Mayatürk在獄外等候,兩人見面相擁那一刻的照片。

被釋放後,兩人飛回了柏林,于切爾接受訪問時表示:「我始終不知道,一年前我為什麼被囚禁,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年前為什麼我作為人質被囚禁。而我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會被釋放。」

沒有記憶的地方

在這本書中,于切爾描述了他被囚禁的過程。在他主動走進警察局、被囚禁於看守所的兩個星期,沒有人告知他犯了什麼罪。後來他被移送到土耳其最大、戒備最森嚴的Silivri監獄,也是大部分政治犯──包括敦達爾──被囚禁的地方。那裡限制重重,而對他來說最大的限制是:不被允許擁有紙筆,不能寫作。

當然,這可以想像,他就是因為寫作而惹惱了當局,怎麼可能再讓他有寫作的機會?

但是血液裡流著記者基因的他不可能停止寫作。他把塑膠餐叉折斷,沾著醬,困難緩慢地寫下獄中的一切。後來,在一次醫師會診時,他藉機偷了筆,在女友帶來送他的土耳其文版《小王子》書頁空白處,寫下了幾篇獄中的評論,一頁一頁撕下,由律師夾帶在髒衣物裡偷偷帶出,交給媒體刊載。最後,才與他被囚禁前的文章集結成書,在他入獄滿一年的那天出版。

閱讀那兩篇他被控以「為恐怖份子宣傳」及「煽動仇恨」的訪談及文章,實在令人難以信服:于切爾真的因為這些文字犯下此等罪行?更何況是被毫無審判地囚禁一年!在書中某些片段甚至可以看到他批評土國反對派的部分立場,可以說,他基本上仍守著中立報導與評論的立場,並不盲目地支持哪一方。

但是,讀到書中他對反對人士的訪談與評論,讀者確實可以看出,一個原來相當有改革希望的國家,是如何一步一步縮緊原來的自由空間,而2013年蓋齊運動、土耳其之春中產生的樂觀希望,又是如何逐漸煙消雲滅。這的確不會是一本讓政府樂見的書。

關於他對土耳其的觀察,這裡不詳述。我想提書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在他被關進大監獄後,他寫道:

這個地方沒有記憶。我在這裡認識的每一個人──庫德族的運動人士、仲介、地政事務所公務員、被囚禁的法官及警察、黑幫份子──都對我說:丹尼斯,你得把這裡的一切記錄下來,讓世人知道。我說:合理,我一定寫。這畢竟是我的工作。我們可不是來玩的。

這就是本書的書名來由。

自他2015年被派到土耳其去從事新聞工作,于切爾應該早有體悟:他可不是來玩的。為此,他付出了代價,只因為堅持做好一個記者。

做好一個記者,你要對得起自己的名字

德文中的「職業」(Beruf)一詞,帶著受天命「召喚」(berufen)的意味,而作為記者的于切爾,確實落實了這樣的精神。在本書第一篇文章〈保重了,每日報!〉(Mach’s gut, taz!)中,他寫離開工作多年的《每日報》感懷,開頭是一段往事,談他走入媒體的起點。

在他還是個16歲少年時,去地方報實習,繳出第一篇習作,那是關於一個童書作者的書評。當時負責指導他的編輯名叫Dirk Feuerriegel,接下這篇習作後看著少年,問他為什麼想成為記者。少年答道:「我想要帶給人們資訊。我想要釐清不正確的地方,我想改變世界。」

前輩編輯並沒有嘲笑聽來稚氣的理想,只是淡淡告訴他說:「所有記者中有90%之所以成為記者,是因為他們覺得,在報紙上讀到他們的名字是很棒的事。這沒什麼問題,只是你得清楚地意識到:在你寫上名字之處,才開始了每一篇文章。」

記者必須愛惜自己的名字,必須對得起這個名字;記者並不是躲在匿名的身份背後任意地報導,而是必須仔細求證論述,為每一篇文章上自己的名字負責。這是盼望成為記者的少年學到的第一件事。長大之後的他也沒有忘記。他寫道:

為了真、善、美而書寫,這正是這個職業最棒的地方:因為你能夠幫助整理以及理解事物;因為你能夠不斷深入那陌生的世界,並且帶著你的讀者一同前行;因為你能夠論述事物,其他人會對你的論述說:您深中我的想法。或者甚至說:您為我的感受,找到了語彙。

于切爾並不是個毫無爭議的記者。即使在德國,政壇上也有不少人不喜歡他,例如另類選擇黨(AfD)便對他的報導深惡痛絕。可是,無論愛他或恨他,都不能否認他是個勇氣十足且堅守使命與專業的記者。他說出了許多人的想法,他為許多人找到了語彙,他對得起自己的名字。

《我們可不是來玩的》這本書的編輯、同時是《每日報》記者的Doris Akrap在前言中寫道:「囚禁像于切爾這樣的人,只有一個原因:有人想迫使他們閉上嘴巴。為了讓這樣的事情不發生,是本書出版的目的。」

目前歐洲人權法院已在審理于切爾的案子。不管未來土耳其法院以及歐洲人權法院的審理判決結果如何,關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人都該讀這本書,為了讓一位想帶給人們資訊、想釐清不正確的地方、想改變世界的記者,能夠不被迫閉嘴,能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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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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